主讲：赵焕林
1956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为辽宁省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俗话说得好，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草，其中人参更是宝中之宝。在清朝，采参一度成为国库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对东北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今日，我们请来辽宁省档案馆副馆长赵焕林，为您讲述清朝时东北山参的采集历史。
初起边关贸易促进人参加工工艺发展
古代的东北地旷人稀，森林茂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中生长着数不尽的宝贝，人参就是其中的一宝。
东北出产的人参也叫山参，主要产于长白山脉。而长期在此地居住的古代居民，除了牧猎之外，就是到森林中采集人参，采到的人参除药用之外，也用来泡酒滋补身体，这种习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间断。
不过，今天所用的药用人参并非全是山参，多数是人工种植的园参，一些瓶中泡酒之参也难觅真品，因此，就算是山中偶得的幼参也被人们奉为稀世之物。其实，在距今400多年前的东北，人参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
清朝的发祥地在东北，建州女真一直以采集山参为主，与中原的政权进行贸易，并向朝廷纳贡。东北物产丰富，但当时女真人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面对丰富的矿产资源无法利用，一些复杂的生活用品及工具、兵器均无法自己生产。如粮食、布匹、做饭用的铁锅、耕地用的农具、狩猎及战争用的兵器、马匹、书写及装饰用的纸张均需要从汉人手中得到，而获得的方法就是用人参、皮货及采集到的物品去换取。
明朝以来，当权者为巩固东北边疆的统治，在辽东边镇设立关城10座，建敌台1333座，各关城及敌台之间原是种榆树为界，后来改为插柳条，俗称柳条边。当时的明朝政权在各边关设立固定集市，号称马市，与当地居民进行定期贸易，其中主要对象是女真人，女真人则用山参、貂皮等山珍野物定期与明朝进行互市交易。
由于长白山脉森林茂盛，人烟稀少，采参时往往并非单人独行，多为有组织活动，所以每年采集到的人参十分可观，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明朝一度停止与女真人的互市，两年中腐烂山参10余万斤，致使当时女真人生活无着落，饿死多人，严重削弱了女真人的势力。后来女真人改革了人参加工的工艺，采用煮晒法代替了浸润法，使人参易于保存，可以待价出售，获得厚利。
生产工艺的革新促使了人参采集量的提高，到明朝崇祯元年（1628年）12月，女真人到朝鲜进行贸易，一次就用人参480余斤，换回青布近两万匹。清初每年采集人参达5万余斤。可见采集人参对东北社会经济的影响十分重大。
发展人参成为贡品采集需执“参票”
人参是东北的特产，与貂皮同为明清两朝禁品。明朝在山海关设经略使专门负责收取入关的人参、貂皮的课税，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库收入。清初，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但对于采参仍旧十分关注，因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国税资源。
为了更多地采集到人参，采集的组织形式更加严密，而采到的人参主要是向皇帝进贡，亦称为“贡参”。每年清朝总管内务府及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共同组织采参人丁持“参票”进山采参。
所谓的“参票”，就是指上面注明持有者的姓名、旗佐、进山的目的等内容。“参票”由北京的总管内务府制发，无论官丁，每人一张。后来能采到的人参越来越少，一些刨夫因挖到的人参达不到定额数量，干脆携票潜逃，致使官府连刨夫“参票”都无法收回。
后来官府也有了应对的办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因未收回“参票”而亏欠应交人参，每两人参折催银12两；“参票”收回，每两折催银10两。按照当时平民的生活水平，一两人参足够五口之家的一年生计，可见人参的贵重。
清朝末年，因采参越发困难，官府不再经营采参，并限制摊发“参票”。咸丰年间，每年发放“参票”1161张，每票征银90两，一年可征银104490两，解送户部充兵饷。
鼎盛人参成为国库收入重要来源之一
长白山脉虽然盛产人参，但也经不起几百年的采挖。据清代档案记载，采参人每年阴历六月廿日由盛京（今沈阳）起程，八月廿日入边，从兴京（今新宾）架子门到各地采挖，路程需2个月。后因轮换地点，改为乌苏里等处采参，每年四月初一由盛京起程，十月初一才能进边，需时6个月。
在新宾周围采参时，每年采集贡参约在100—200斤左右，而到乌苏里采集时，可达到每年2000斤左右。
为了随时加工所采集到的人参，采参人进山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除带足所需的粮食及生活用具外，还要备煮晒人参的银锅一口、铁锅一口。采到的人参当时就煮晒出来，连煮人参的水也制成参膏，一并成为贡品，每年多则4罐，少则1罐。
据档案记载，参膏可以点服、可以贴疡毒，也可以美容，这些参膏送到宫中，每年由内务府按照级别分发给各宫使用。
由于每年贡参较多，除去宫中消耗一部分之外，由内务府每年将陈年人参对外出售，换取银两供皇帝零用。
人参作为清朝国库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还是为皇帝个人增加财富。但皇帝为了笼络臣下，也要给臣下一点儿利益，所以达官贵族每年也可根据官位高低派遣人丁进山采参。
档案记载，亲王140丁，世子120丁，郡王100丁，长子90丁，贝勒60丁，贝子60丁，镇国公45丁，辅国公35丁，镇国将军25丁，辅国将军20丁，奉国将军18丁，奉恩将军15丁。各官位采参规定了数目，从70斤—7斤8两不等。若超出此额，在入山海关时，需征税每斤6钱。
虽然如此，因采参有丰厚的利润，除专为皇帝采参的人外，亲王以下，每年到长白山采参者有5000人以上，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形成了一个以采参为业的特殊利益集团。
衰落盗采者的血与泪
参丁们将采到的人参交给主子，换来的是几匹粗布及少许的粮食，仅能维持半饥半饱的日子。特别是在采参过程中，在长达半年多的日子里，参丁们每每翻山越岭，与毒蛇猛兽打交道，用生命换取深山中的宝物，无异于古时的捕蛇者。不过，日子过得虽苦一些，但总比无法生存要好。更何况参价昂贵，如果将采到的人参偷偷卖掉，获利就相当可观了。
从清朝封禁东北开始，偷采人参者就从来没有断过，以致关内百姓甘冒杀头流放之险越边盗采人参，清朝政府不得不对盗采者施以重刑。
由于采参业对清朝的经济极为重要，清朝在东北利用柳条边及设卡控制和阻止私自采参者。《吉林外记》所载，清朝在吉林、宁古塔等地，“共设卡一百零五处，各驻隘要，以杜绝乱采人参，并查偷打牲畜、私占禁山、流民等事。”
柳条边外为采参禁地，康熙年间“私向禁地盗采人参者，为首拟斩监候，妻子家产牲畜并所获皆入官；为从者鞭一百，家产牲畜并所获皆入官，妻子免其籍没。”虽然如此，因采参获利巨大，仍有许多甘冒风险者。
到了清朝中期，偷采人参者每年有3—4万人，所用马、牛达5万多头，若加上持票采参者，每年采参者应在7—8万人之多。由于偷采者日众，严重影响了贡参的采集数量和质量，到了清朝中期，贡参采集数量每年仅有百余斤。
为了保证皇室的需要，清朝政府严令东北地方官员查禁偷采者。各官府对偷采者也加重了刑罚，轻则鞭打80，折枷号30天；重则杖100，流三千里，脸的右面刺“窃盗”二字；若官员拿获偷刨参人犯而受贿私放，无论多少一律处决，可见清朝对采参业的重视。到清光绪末年，在采参业极度不景气的情况下，每年仍可收银十余万两，供盛京发作俸饷。
根据清朝相关档案进行粗略统计，从清初到清末的200多年来，有据可查的正式参丁采参量(不含盗采的数量)达百万余斤，足见山中一宝的数量之巨。
虽然采参业由盛到衰，但对东北经济的影响极大。一是丰富了国库。清代累计采参达百万余斤，折银约两亿两；二是人口急增。由于官府派出的采参丁及偷采者日众，许多采参者除采集人参之外，还留在东北开垦荒田，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发。三是扩大了经济交流。采参者采集到的人参除作为贡品外，亦从官府手中得到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等物品。采参业对清朝东北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