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真所谓“欧风美雨满人间”。有人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遭遇、甚至命运深感焦虑，一些人把文化复兴提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正如5月16日《环球时报》11版上杨学军先生的文章《少谈文化复兴，多干实事》所指出的那样。与此相关的是，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如何搞？从何处着手？是文化融合，还是文化自守？面对这些，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定位？
文化不是越旧越珍贵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今日才出现，老辈子议论了100多年了。林语堂先生在1934年用英文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吾国吾民》，1939年重印的时候，他又加了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他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两个颇有新意的观点。他写道：“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11世纪米芾精妙绝伦的绘画和苏东坡炉火纯青的诗篇不足以阻止半世纪后金人对北部中国的入侵，宋徽宗的绘画艺术也不能保证他在作为野蛮侵略者的人质时幸免于死。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熟的艺术和哲学非得要与一个民族政治上的繁荣保持一致。即使拿破仑仰慕歌德，并不意味着歌德的德国就不会沦陷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历史记载着粗俗野蛮的汪达尔人颠覆了开化或许可以说是颓废的罗马。”
这个见解有道理。文化艺术不是收藏家箱子里的古董，越古旧越珍贵。文化艺术要为国家安全服务，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起码不能阻碍现代化的进程。林语堂先生写这篇文章时，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现在的形势有根本的区别。但是，我们的国家安全依然承受着威胁和压力。
那么，在现阶段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帮上忙？这要分析，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我们人民的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尊老爱幼、尊重自然、主张和谐等等，无疑有助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但也有一些就不行了。
试举一例：过于精致的饮茶文化。茶文化如今被许多人视为可以夸示于世的国宝。茶当然是好东西，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但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分，过分精致了，也就没有生命力了，离老死不远了。中国曾经的茶文化就过于精致了。悠悠然地喝茶，只有农业文明时代的有闲阶级才能享受，与工业文明时代的节奏是不可能合拍的。英国人就不讲究，喝立顿袋茶，加牛奶，既快捷，又有营养。这是与他们工业革命以后的生活节奏相一致的。两种饮茶风格，不能仅从文化艺术上比高低，还要从它对现代化的作用上比较。孰优孰劣，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给了回答。
许多人还对我国的饮食文化推崇备至。但国人的饮食也和品茶一样，过分精致、过分讲究了，一年吃掉2000亿不算，浪费在饭桌上的时间就难以用钱来衡量。当然，我们不必都去喝立顿茶，吃汉堡包三明治，而完全抛弃自己的习惯。问题是不要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捧得太高，而傲视其他民族的文化，更不可不计成本地弘扬这类农耕时代形成的文化。
文化不是越纯越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旗帜，没有自己的文化，也就没有民族本身。吉普赛人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文化，成为世界流浪儿。犹太人保留并加强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所以散而复聚，有了一个现代化的以色列。但林语堂先生却说：“现代世界有一个精神体系，现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无论是科技、医药、哲学、艺术还是音乐等各方面，中国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的共同遗产之外。”这里，他完全抛弃了中学西学之间的界限，把文化看作世界性的现象了。爱护民族文化不等于拒绝外来文化，这无疑也是正确的。
文化不是良种马，种越纯越好。文化从来都是混血儿，中华文化也一样。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之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交流，小麦等农产品，铜和铁的铸造，是在中华民族的幼年时期就从那边传来的。佛教来自印度，进来之后，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了。18世纪之前的澳洲土著倒是保留了他们的纯种文化，其结果是一度濒临灭种。当今世界，全球化正在加速各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现代文化必将具有世界性的特色，而不会是纯民族的。
我们一些人的担忧，实际上是害怕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会消失，因而“国将不国”。对此，林语堂也有自己的见解：“不少人认为中国将由此而牺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遗产，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观念。相反，我认为现代化会使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趋向于更加新鲜和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坦率地说，在民族性格问题上，我并不焦虑。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建设，却并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见得中国就非失去不可呢？”
不能用收藏家的眼光看文化
说了这些，我们要寻求结论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具备中国的基本特色，同时必须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具备世界性特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要有功利目的，不能用收藏家的眼光看文化，要始终坚持一点：文化为现代化服务，为民族振兴服务。一切有利于此的文化，不管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必须吸收、恢复、爱护。(作者是原新华社国际部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