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百花凋零，当时的局面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在谈论文革文化的时候，就不能绕开一个人，那就是浩然。在文革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浩然语）。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一些短篇小说。
第二阶段为后四年（1973－1976），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本人也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艳阳天》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
浩然此后平步青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也是江青的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
1974年，浩然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小说）。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
浩然还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还曾出访日本。
这一阶段，浩然对“四人帮”贡献巨大，可以说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帮闲文人”。
“四人帮”倒台以后，浩然受到审查，被解除了职务。官方做出的最后审查结论是：浩然“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还有人肯定他“没有借此踹别人”，“还能把握住自己”，“是个好人”。他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文革是“浩劫”的论定，“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茅盾遂以“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称之。
浩然于1977年离开北京下了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和十五部中篇小说，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浩然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被认为“擅长刻画安分守己、吃苦耐劳的农民”，“作品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
1998年秋浩然在答记者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其中对昔日辉煌的留念（小说发行350万册），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肯定性评价（称“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引起了广泛的批评。2000年出版《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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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1932～） 当代作家。原名梁金广，笔名白雪、盘山。祖籍河北宝坻，生于唐山赵各庄煤矿。少时读了三年小学。1949年起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浩然于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珍珠》、《蜜月》、《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短篇选集《彩霞集》，散文集《北京街头》。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三卷本），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
“四人帮”倒台后，出版有短篇集《花朵集》、《姑娘大了要出嫁》、《高高的黄花岭》，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获1990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以及《浩然选集》等。他还出版了多种儿童文学集。浩然是生活在农民中间、为农民而写作的作家，作品充满了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
浩然2006年谈文革时的经历
文革开始，正是我的创作走向成熟时期。现在我对那时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总结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我比现在好。我会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会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发挥我的天赋、热情，艺术上会有更高的升华。然而，当时我整日处于矛盾状态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还要常常自发地在自我头脑中闹革命！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有片面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深入生活开始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深入生活，几百场谈深入生活的体验，写上百篇谈深入生活的文章。在那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把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中国展开对极左路线进行揭批清理之初，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中国到处是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是很欣慰的。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实在可悲！
“无论多少年后想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