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一代翻译巨匠。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
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文革”初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杀身亡。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
1966年9月，58岁的翻译大师傅雷服毒而亡，夫人朱梅馥自缢随君而去。在那样一个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警察经匆匆讯问便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傅雷的遗书
谁也不知道傅雷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他们死后，警察发现了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
人秀：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而在这对夫妇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他们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傅雷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这位翻译巨匠面对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冷静。
傅雷在遗书中自称自己是“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并说“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如此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并非是对时局绝望而选择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
“家国”梦的破灭
可以肯定的是，傅雷并不是一个叛逆的文人，相反傅雷一直热烈的歌颂那个新生的中国。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以此就可以看出，傅雷是有着明显传统的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他有着一腔真诚为国奉献的热情.但是,他的此种热情却遭到了怀疑和莫大的侮辱。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然而，在人格尊严饱受摧残之后，这样一个坚守家国信念的老人，晚年还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打击。
在傅雷家书中，教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言辞。而傅聪的出逃彻底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破灭。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在傅雷心中形成了紧张对抗。
至此之后，傅雷开始闭门不出，这位翻译巨匠还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培育出五十多种英国玫瑰。然而这位在“家国梦”破灭之后,欲修身养性不再问任何世事的老人最终还是未能逃离毒打和辱骂。
士可杀，不可辱
在傅雷夫妇临终前几天，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傅雷辛苦培育的玫瑰被连根拨掉。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四天之后，他选择了将一杯和有毒的药水仰脖吞下。
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1958年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他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傅雷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也就是在1966年，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和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后，这位老人失去了最后值得在这个人世逗留的理由。然后，让后人庆幸的是，这位翻译大师的遗骨得以入土为安。
在听闻傅雷死后，江小燕，傅译名著的一个普通爱好者，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当时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冒险来到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之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