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都市空间生产的问题，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表明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现代化浪潮中正在变得面目全非。
●当代中国都市空间基本上是理性建筑观念与文化的产物，是理性文化战胜、驱逐中国诗性文化的结果。
●无论是西方都市空间的改造，还是中国都市空间的生产，都有必要借助诗性文化的精神资源，以开拓出感性与理性、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思路，这是在城市化背景中重建中国诗性文化的意义所在。
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全面提升了不同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同时确立了依附于“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都市群”的“国际标准与认证体系”，因而导致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严重的单质化与同质化。而作为其最高代表与最直观表现形式的都市空间，更是集中体现了都市化进程在当今世界中的二重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精神个性与传统形态迅速消亡，在空间与功能上日益趋同、千篇一律。而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在都市空间的规划、设计与建设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为标准或摹仿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都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现象，即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它不是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否定了自身；不是越来越具有中国精神与风格，而是与他者变得越来越雷同，最终结果是中国城市越来越不像中国城市。应该说，在都市发展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化”，乃至引发一些焦虑与痛苦，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更高层次的发展以消除这种与自身的意愿与需要相违的“异化”，使中国都市空间进入良性与和谐的再生产过程，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往深一层说，当代都市空间生产的问题，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表明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现代化浪潮中正在变得面目全非。要终止中国都市空间的“异化”现状，在整体上涉及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或者说是它在当代世界的安全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再生产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不再是“中国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由于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主流，因而也可以说这主要是一个中西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问题。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尽管中西文化在表现形态上十分丰富，但从深层结构上讲，西方文化的核心无疑是理性智慧，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则在于“诗性智慧”。因而，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就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不同。
从起源上讲，按照维科的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早的精神形态。这种原本高度一致的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开始出现重大变异，并直接孕育出希腊理性文化、中国诗性文化等最古老的文明类型。理性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对象化”与“主体化”，这是由于主体理性意识与精神的生成直接导致的两种结果。所谓“主体化”，是指在主观世界出现了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所谓“对象化”，则是指在客观方面展开的社会与自然的对立。诗性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非对象化”与“非主体化”。所谓“非主体化”，是指人在压抑其感性本能以成为文明人的同时，又对文明时代个体生命内部必然要发生的理性与感性的分裂加以限制，因而最终没有发展成与其感性存在水火不容的理性主体；所谓“非对象化”，则是指人在努力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又努力把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而保持了人类与对象世界之间固有的有机联系。如果说，理性文化与希腊商业文明相适应，那么也可以说，诗性文化则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前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在冷冰冰的契约之上，在后者则不同，它的联系机制是以血缘亲情为基本原则而扩展出来的。
最初的城市与农村差别并不大。芒福德就把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称作“生态城市”（Ecopolif），这实际上是人们一般习惯的“村庄”。真正现代都市空间的形成，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正是在几近疯狂的“高度竞赛”——高层建筑的马拉松式的全球城市竞赛中，现代都市在空间与景观上才迥异于其传统的形态。现代都市空间的产生，需要三方面的条件：一是理性主义哲学“理性高于感性”的精神理念，二是现代钢铁工业提供的现代建筑素材，三是19世纪中叶以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大量城市人口。现代都市空间是理性文化的产物，集中地表现了“感性”与“理性”、“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从精神层面上看，这是理性与感性发生断裂最深的地方。这一点既可见于现代主义文学，如波德莱尔对巴黎的态度，也可见于城市社会学家对大都市的批判，如芒福德把发达的大都市称作“暴君城”。这不仅是因为都市的压抑与异化远甚于乡村与中小城市，同时也因为都市人的焦虑与痛苦也远非普通人可以承受的。从物质层面上讲，都市是人类与大自然分裂最彻底的地方，完全是人工、技术的产物，“冷冰冰的理性主义导致了现代景观的产生”。现代都市空间，既充分显示了理性对感性的胜利，也是人类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极至。但另一方面，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找不到我的家”。
诗性文化与此不同。一方面，由于人类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所以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不是表达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的地理条件。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城市山林”之称，如清人梅曾亮眼中的南京，“江宁城山得其半，便于人而适于野者。”（《钵山余霞阁记》）即使如北宋汴梁这样在平原上建设的城市，它在城市空间中也增建了众多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不是很大，城市也是最适合人们生活的。以中国的都城为例，政治中心与四周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序的和谐的整体。中国传统城市空间的特点，集中体现了诗性文化的理念与需要。这样的格局直到现代以来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是三位一体的，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文化诸要素在中国城市空间中以现代化的名义迅速取得了霸权地位。具体到中国当代都市空间生产，最典型的是把高楼大厦看作是城市空间现代化的标志，并以“奚为我后”的焦虑心态迫不及待地加入“高度竞赛”中，而不再尊重城市的自然与传统。中国城市的特色、个性、氛围，以及特有的城市生活方式，就是在这个缺乏研究、规划与反思的实践过程中全面消失的。由此可知，当代中国都市空间基本上是理性建筑观念与文化的产物，是理性文化战胜、驱逐中国诗性文化的结果。
在找到问题的根源之后，最关键的是如何改变这一在现实中仍在加速进行的异化进程，对此我想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观念变革，即改变现代以来形成的理性文化的空间生产观念，回到中国诗性文化当中。其次是付诸实践。把诗性文化理念、要素与结构融入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的具体环节与实践操作中，把当代都市空间生产为有中国诗性文化特色的都市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西方都市空间的改造，还是中国都市空间的生产，都有必要借助诗性文化的精神资源，以开拓出感性与理性、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思路，这是在城市化背景中重建中国诗性文化的意义所在。(刘士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