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犬儒主义（cynicism）的理解，没有公认的概念，人们通常将它视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者的代名词。

    犬儒主义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狄奥尼根（Diogenes），他的哲学一反当时浮夸的哲学和社会习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展示他的“贫困哲学”。据说，狄奥尼根为了证明人对尘世物质要求越少便越自由，便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最低生存需求来生活，雅典人因此而称他为“犬”。

    狄奥尼根在当今被视为“伟大人物”，因为他提出了“世界公民”和“言论自由”这样两个彪炳千秋的概念，更表现在两个具体行为上。

    首先，鄙视世俗的享乐，看轻一切身外之物，宁肯住在一只木桶里。这被许多该主义的支持者视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时代最缺乏的精神。这种“逍遥”物外的态度与中国的老庄哲学颇有相通之处（如庄子为妻死“鼓盆而歌”），如此的犬儒主义更令今人所向往。

    其次，众生平等，不为权贵者折腰。据载，公元前323年的某月某日，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出巡某地，遇到正躺着晒太阳的狄奥尼根，自报家门后问到：“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狄奥尼根竟然毫不激动地说：“有的，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他的这份尊严感不是装出来的。这样蔑视人间权势的犬儒主义并非“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命题。

    在古代时候，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下者即普通人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力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

    如今，互相联系的上下分层犬儒主义表现显得更为复杂。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领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对政治冷漠，他们的犬儒主义其实往往包含了一种波维斯(T. Bewes)所说的“崇高的、升华了的价值尺度”，它往往“把抽象的真理和正直看得远比政治美德所强调的行动和想象来得重要。”

    因此，大众犬儒主义发自大众受压抑的道德意识，是一种大众对现代政治功利伦理的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但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普罗大众在极权统治下不断受到政治运动激励，不断处于动员状态之下，因此而聚合为“群众”，更确切地说，是“革命群众”。极权制度中，合众为群的关键力量是一个力行政治专制的群众政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游离于公共政治之外，没有人敢公然对政治表示冷漠和怀疑，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

    密尔认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其实，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按照欧文?豪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二，狂热则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到达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到了现代，变成了“彻底的不相信”，主要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甚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其实，犬　　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犬

    犬儒主义在其它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觉得左手、右手之间的信任都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与这一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有关的犬儒主义，分别表现为在上者的第四权威和在下者的现代现实主义。

    事实上，在犬儒主义盛行的社会里，道德是严重扭曲的。例如，时下的中国，任何社会道德的重建都被遭到怀疑和否定，可见，犬儒主义对现在社会道德的影响还很大，而在短期内要求人们的道德水平进入一个台阶，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