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中国，既是一种永不褪色的记忆，又是刻骨铭心的遗憾。那时候，“解构”、“颠覆”之类话语还没有形成气候，从精英到大众还处于寻找各种终极意义的庄重情结的过程中，政治“反思”、文化“寻根”、体制“改革”……种种社会潮流，都有理想主义的鲜明烙印。

    然而，表象上的狂飙突进掩盖不了那个年代的思想贫乏：在空前繁荣的革新气氛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关键词来自本土。人们热衷于从世界发达地带（主要是西方社会）移植各种话语和观念，用来重建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道德体系。仅从文学界看，大量西方现代派的技法和文学理念蜂拥而至，卡夫卡、博尔赫斯、普罗斯特等西方大师成为中国文学的新坐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虽然当时都冠以“现代化”的价值描述，其归根到底是社会与文化领域的西化过程——崔健的摇滚、王朔的“痞子文学”、诗歌中以“自我表现”为核心的“新的美学原则”……将这些“新元素”置入现代世界的整体中观察，没有哪一种不是西方社会早已出现的品种。

    八十年代的背景是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压抑，每一种新的变化都会被当作“解放”的新事物来接受。谁要是不识时务地肯定过去的东西，常常会引起人们很多黑色的回忆，而被斥之为“保守”——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那个年代的激情所在，也是那个年代肤浅的一面。

    不过认真想想，哪个民族在启蒙的时期不是简单而肤浅的呢？问题恰恰也在这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激情与肤浅之后，应当有一个沉淀和理性的过滤，让整个民族对于拿来的和丢弃的东西有一个再审视的历史阶段。

    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激动之后，是长达百年的理性主义时期，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调整。欧洲有句俗语“贵族是三代才能形成的”，一个社会的再造其实也是如此，必须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过程，才能达到相对的完善。但是八十年代之后，九十年代彻底抛弃了八十年代的启蒙，使八十年代事实上成为文化上的历史孤儿，处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悬浮状态。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多国化的资本流动,已经将发达国家的资本冲动灌注到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转换了后发展国家的发展主题，启蒙的精神价值被虚无化，生存的意义不再追问，分工与利益交换成为生活的第一要务。西方思想家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文化病变痛心疾首，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在九十年代之后加速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自然是符合民族利益的重大选择。但经济冲动之后，能不能有意识地保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人文精神？假如我们有理性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珍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价值。那个年代树立了一种关于生活的尺度，那就是人的尊严。每个人都想维护自身的自由选择，竭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个时代尽管有着儿童般的幼稚，但是这种幼稚的价值远远大于经济动物的老练心机。

    为此，我们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感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不可能重复的年代。（作者：梁永安，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