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蓉城

    在成都的叶圣陶已经很少写作，只是偶尔写一些诗词，唱和友人。他还零星写了些对成都的感觉，读来殊感亲切有味。

    刚刚来成都，叶圣陶去友人所居的御河街游玩，见“垂柳掩映，如在园林”，颇觉赏心阅目，说“成都最宜居家，有北平风味，可爱之至。”他还常常在青羊宫、武侯祠、锦江边游玩，体会着成都“绿树生辉，锦江水发，平波东去”的春天，时常“登楼茗坐”，写下了“淡日疏烟春似秋”的诗句。

    在《谈成都的树木》中，叶圣陶用文人独特的触觉和诗意流露了他对成都的感觉，尤其是成都的树木，更是给他无尽的遐想，他住的新西门附近，树木茂盛，用他的话说，“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而站在院里近看，又“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在明朗的阳光下，在澄澈的月光下，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如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到了成都之后，叶圣陶经常独自一人徘徊在田野，消解着寂寞和疲劳。门前的大树俨然成为了他的朋友，“当春新绿茏葱，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它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

    １９６１年，叶圣陶重返成都，逗留了十余天。重游旧地，顿时觉得“气象与抗战期间大不一样”了。他往观青羊宫花会，惊叹已“拓地三百亩，广栽花木，并种蔬菜，谓之花菜并举”，“巡视花径未能周遍，已觉其为洋洋大观”；特别为其中“植盆栽之银杏盘屈殊多，他处少见”而欣喜。

    叶圣陶看川剧，多是到锦江剧场，他称赞剧场“建筑甚宽舒，休息处所作回廊，廊外有树木花卉；为他处所少见”。有一次看传统戏目《王三巧》，唱词颇多，当时，王三巧是名角竞华扮演。叶圣陶“听之观之，甚觉过瘾”，认为川剧“以背景描写衬托人物之心情，在各种剧中可谓最富于诗趣者”。这与朱自清爱看川剧，称其词“简洁如诗”的见解不谋而合。

　教子写作

    叶圣陶年近半百的时候，第一次做了爷爷。１９４２年，叶圣陶动身去桂林前，大儿媳夏满子生下一个男孩，叶圣陶“闻之大慰”。

    叶圣陶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１９４２又是壬午年，他便给大孙起名三午。叶圣陶见“婴儿颇秀美，浓发盖顶，五官端正，小手伸动”，心中十分高兴，忙着吩咐家人买来鸡蛋，染成红色，分送邻居朋友。

    当时，叶圣陶正主编《国文杂志》月刊，这是个帮助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刊物，需要登载一些中学生写的东西，于是他发动家中的三个孩子给《国文杂志》写文章。最初是女儿至美写了一篇，接着至善和至诚也加入了写作的行列。

    每天吃罢晚饭，碗筷收拾了，植物油灯便移到了桌子的中央。叶圣陶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和子女讨论写作。至善、至美、至诚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每改罢一段，叶圣陶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子女就跟着他默诵。

    三人一起跟着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要超过其他人，一年下来，三兄妹写的稿子积成厚厚的一摞。叶圣陶替三兄妹的第一本文集题了书名，叫做《花萼》。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纪，叶圣陶一家人经历了战乱逃亡、生离死别，日机轰炸的洗礼却始终保持着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气氛，殊为难得，熟悉的人，无不对叶家的家风交口称赞，视为楷模，这让叶圣陶十分开心。

五十寿辰

    １９４２年，开明书店在重庆重建编辑机构，始终割舍不下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辞去教育专员一职，回到开明。

    １９４３年，在动荡不断的局势下，文艺界、教育界在重庆竞春园为叶圣陶庆祝五十寿辰，陈白尘、陈翔鹤、叶丁易、刘海粟、应云卫、李吉力人、耿震，中华剧艺社演职人员等五六十人热热闹闹地给叶老祝寿。叶圣陶在《西川集》中，表达了他对友人的谢意和后半生的态度，他写道：“朋友厚爱我，宽容我，使我感激；又夸张地奖许我，使我羞愧，在这样温暖的人情中，我更没有理由不打算加紧学习。”叶圣陶就是抱着这样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进入了他的后半生。

    对于叶圣陶来说，在四川的８年，是生活动荡，辗转流离的８年，也是相对平静的８年。１９４５年底，叶圣陶全家离开重庆，登船赴沪，“篷上淅沥有雨点，风声水声相为应和，身在巫峡之中，意趣不可状”，在三峡的风声水声中，结束了长达８年的蜀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