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自由，有容乃大。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良莠混杂，是非不分，—切都包容下来呢?不是。从延聘教员来看，蔡元培是坚持很高的标准的。一是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故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就是说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即便对国故也要艇用新方法来整理。二是要热心教学，讲究教授法，能引导、启发学生研究，能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三是要为人师表，有好的道德修养，能成为“学生之模范人物”。按照这个标准，他延揽了大批人才，也解聘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够资格，或者品行不端如人称“探艳团团长”之流的教员，也包括不符合要求的外籍教员。从学术方面来看，首先，蔡元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范围限定在“与政治无涉”的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问题上他是个搞兼容并包的。正如当时北大学生所说，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其次，兼容并包的各种学说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否则是不会让其出现在北大讲堂上的。第三，蔡元培对各派学说并不是一概半斤八两，没有褒贬、扬抑的，相反是有所约束、有所提倡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在各种场合对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新学说、新观点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提倡。正因为如此，北大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对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作了精当的诠释。他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中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当有的学对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想不通时，蔡
    元培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这说明蔡元培在实行兼容井包方针时确是“很有主义，徂有分寸”的。
    应当指出，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针。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初叶，他提出这个方针是适应了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的，是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存在、发展和传播的。正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民主科学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才能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舞台上，并以北大为基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也就不可能有新生战胜腐朽，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因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比较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然，这个方针，主要是“兼容并包”的提法．也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这样提没有明确指出对立面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革故鼎新的责任，容易使人产生不分新旧、一概包容、任其发展的误解。然而，蔡元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个方针，并且在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使北大开辟了中国学术界之新纪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其历史功绩是昭然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