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陌生，读诗很少，有点孤陋寡闻，还没有见过任何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以诗歌的形式，写他的月工资收入。这一点，不得不佩服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居然有本事能够用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人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来，这真是开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

    令人匪夷所思的同时，不能不让人深为钦佩，因为别的诗人做不到，也做不好。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一则《白公说俸禄》，专谈此事，值得一读。

    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唐代官员的工资其实不高，自居易的收入，应该说是微薄的。很显然，如今的什么粮补、菜补、独生子女费，或者国家特殊津贴，或者哪家文学杂志的高额奖金，都不可能有的。但就这点工资，诗人还是很满足的，还有点感恩戴德，不过要写进诗里，大概有点难度，因为工资总离不开数字，这还不仅仅是化腐为奇的事情了。

    但是，白乐天是大手笔，把这些一一都写了出来，真不简单。

    为校书郎时，也许是个科级干部吧！“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不久，升左拾遗，工资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二千张谏纸，纯系诗人为了三十万俸钱的对仗而虚拟的了。

    为苏州刺史时，地县级干部，又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好像油水更充足一点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随后，自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参加工作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达到他一生的最高程度，而且工作还相当清闲自在。“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一直到了晚年，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他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能领到50%的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也就很不错了。

    从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时的月薪万六千，到七十五岁吃劳保时的五十千，看来唐代的通货膨胀情况，还说得过去。从苏轼羡慕自居易的诗“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可以看出，即使如洪迈所称的清贫，诗人仍拥有这样的兴致和乐趣，使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向往不已。这证明诗人的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才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那时，他在洛阳龙门一带，经常请客聚会，野游踏青，笙歌弦诵，赏花吟月，晚景是很惬意的。苏轼还写过一首诗，提到了“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同样很浪漫，但没有白公在洛阳家中拥有一个小歌舞班的条件。这素与蛮，一位善舞，一位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诗人能供养得起这样具有艺术才能的女侍以娱悦晚年，可让苏东坡着实地羡慕。

    三苏祠里的苏轼像 东坡是乐天的超级粉丝

    洪迈说白居易一生清贫，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的。洪迈的父亲为洪皓，礼部尚书，大哥洪适，尚书仆射兼枢密使，二哥洪遵，中书舍人，官至资政殿学士。一门皆为官宰，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自然会在《容斋随笔》里说自居易的生活清贫了。其实，诗人行将下世时，还不能说薄有赀财，他曾在诗中交待：“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看他拥有的这一份房地产和府中供奉的小歌舞团，别说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外国诗人怕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苏轼为北宋人，洪迈为南宋人，按说，东坡先生的话似乎更可信些。孰是孰非，也就不去管它了。但白居易，一不假清高，不耻谈钱；二敢在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这两点，值得称道。

    晋代王夷甫自命清高，终生不言钱字。他老婆用钱将他的床团团围住，使他下不了床，他得招呼奴仆移开堆积的钱，太太就想看他怎么能不说出这个“钱”字。可王夷甫就死活不说，以免玷污了他的清高，而日“阿堵物”。不言钱，未必表明他清高到哪里去；计较金钱，一点也不影响文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谈版税、稿费，跟那些盘剥作家的出版商侃侃价码，也不见得就是俗不可耐；锱珠必计，也不见得就等于利欲薰心。一个文人，只是不要钻进孔方兄的眼里出不来，又有何妨？像白居易能把工资写成诗句，也是一种另类的风雅，给历史留下一丝半缕的信息，有其可取之处。

    在《红楼梦》里，史湘云吃烤鹿肉，林黛玉嫌膻臊，直噤鼻子。史湘云说，这回我们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她就用“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句话顶她，还说：“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这一句率直的话，可谓掷地有声。所以，就怕碰上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嘴上说是守丧食素，却挟了一个大鱼圆子塞进嘴里。那种吃将起来的假惺惺、矫情、拿捏，才叫人恶心。碰到这类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伪善者，才叫人讨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