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05日 15:26:56

    2006年部分民国人物图书

    《逝去的武林》李仲轩口述、徐皓峰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清末民国，为挽救民族存亡，民间习武之气渐盛。李仲轩先生年轻时拜入三位形意拳大师门下，他的这份口述实录，再现了真实的武林世界以及中华武学的传神境界，且处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呼应，远远超出一般的武林追忆文章。

    《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张耀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关于20世纪学人的种种话题，如今已成为了文化界人士关注的对象。本书内容涉及现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是以讲述民国学人的人生传奇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为主，夹叙夹议，反思民国时期的学界风景和时代精神。作者自认:“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我讲述的是政学两界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武夫当国:1912~191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一部自面世后历经40余年不衰的经典著作。它重现了一个遍布玄机的历史关键时刻，描绘了一个风云变幻时代里的枭雄惊奇与政治秘闻，揭示了中国现代政治进程中的一段隐秘岁月。

    《历史的底稿》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5月版

    学者张鸣继《历史的坏脾气》之后的又一本随笔集，依然是嬉笑怒骂，举重若轻，似乎信手拈来，妙手成章，平常故事里却能讲出令人拍案叫绝的道理。借着作者的一双慧眼来读历史，历史也就变得生动和充满智慧了。

    一套几十年前的《北洋军阀史话》，如今更名为《武夫当国》出版，130万字的历史书，推出一个月就加印，并且登上各大图书网站的销售榜；一本质量并不算上乘的传记《一代名士张伯驹》，引得许多文化大家，聚集一处忆故人。2006年的历史与文化书写，“民国”是一个暗自散发文化热力的关键词。即使一些并没有打上民国字眼的图书，它们的内里也同样是在记述民国人、民国事。比如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何兆武的《上学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尽管这类书远没有百家讲坛主讲人出书那样轰动，但在文化人心中激起的涟漪，却足以让这类书写绵延持续。许多的作家学者，都表现出对这一题材的迷恋:学者孙郁，在《十月》杂志与《南方周末》一直探讨着民国文人的趣味；学人靳飞，持续三年，在心中打磨他心中的文人张伯驹。谈起他们所钟情的民国人民国事，每个人的理由虽有不同，但是又暗含着共同的潜台词:在对中国的未来做出预设与憧憬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从民国的文化中寻找资源，嚼一嚼民国人物所留下的文化余根儿。

    孙郁(文学评论家)：对比民国文人的趣味我们都成了单向度的人

    孙郁在鲁迅博物馆的办公室，充满了民国味。满目可见民国旧刊与书籍，新书在其中显得乍眼的新。他喜欢随手把玩一本旧书的纸质与装订线，然后说，看看那时的书多有人气，可以躺着看。去年到今年他陆续在《十月》杂志和《南方周末》写了一系列有关民国文人的随笔，涉及到新青年派、莽原、语丝、新月派、中国第一支考古队等各色文人，结集出版的书名已经想好，就叫《狂士们》。谈起他眼中的民国狂士，他的悠然神往几乎不加掩饰。不管是横眉冷对的鲁迅，还是被鲁迅痛骂过的闲适一派。在对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人做放大研究后，他在民国文人的不同团体中比对着他们不同的趣味，同时又体会着他们身上共通的气质。他因此感叹:那是我们现今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比如像邓以蛰这样的哲学家，同样会对书画鉴赏颇有研究；国学根底颇厚的吴承仕，业余还会打网球；徐志摩写新诗，家中唱的是青衣；齐如山改革京剧，借鉴的是欧洲话剧歌剧。“那时的中国正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文人团体都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他们当时思考的问题、生活的情调和兴奋点和现在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文化处于过渡阶段时，最大的丰富性莫过于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所以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会自然散发出那种松散的、自娱自乐的趣味。而这种儒雅、混沌、自然、悠然的文化状态，现在都被那种学科化的，非常条理化的东西代替了。现在的文人学者都各干各的，在自己的专业中打拼，但也因此成为被驯化的、单向度的人。这是看似现代化进程中最遗憾的事情。”

    即使回到写作本身，孙郁也认为:当代作家的文字没有民国文人的文字禁看。“民国文人的文字中有王小波所说的‘情趣与智慧’，即使费孝通三四十年代所写的《江村经济》，文字也透着一种温润与儒雅，不像当今一些田野调查，语言只是一种传达工具。民国的文人即使写房契、家书，都是有韵味的，能让你领略东方人对世界感性的直觉魅力。他们的文章更多是功夫在诗外。像鲁迅文章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因为他看大量的美术书、外国书，还在抄古碑、校刊、音韵学等各方面花精力时间，而且在不同的文化领域，都能做到极处。”由民国文人说到民国文化生态，孙郁的最深感触是，那时候的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而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而今天的文化人，即使在书写他们，也能感到那种无法抵达的力不从心。“很多文人大家的学问几乎不敢谈，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

    张鸣(历史学家)：民国历史有娱乐性坏人坏得都与众不同

    民国大记者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今年以《武夫当国》的书名重出，学者张鸣在各种场合表达对这本书的敬意，他说:这是他研究民国史的入门书。不过，现在的他，早已经从民国史转到清史，现在落脚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历史的坏脾气》与《历史的底稿》两本书可以算做他对民国史料研究的余料利用，他自认都不是正经的学术文章，只为了写着玩，但是玩的文字中也复活了许多鲜活可触的历史细节以及对晚清中国的思考，这使得他在民国历史的书写者中，颇有一些大众的知名度。

    为什么会钟情民国史，他在电话那端接受采访，每句话差不多都接近三句半:人物多、头绪乱，乱打一气，所以特别有挑战性。在他眼中，民国热是跟着清史热之后而来的，因为清史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事，什么康乾盛事啦、阴谋权术啦，以他做历史研究的眼光看，清代历史算是比较乏味的一段，因为有专制与文字狱，有个性的生命会被钳制。到了民国则不同，专制桎梏被打破，政治一团混乱，所以文人武人各显其能，最能显出自己的色彩。武夫当国时，也特别能显出娱乐性的一面。比如张宗昌大字不识一个，但也好诗，还写就一本《郊坤诗钞》。他印刷的《十三经》还被认为是历史上印刷装帧最好的一部；臭棋篓子段祺瑞逮谁和谁下围棋，但他下围棋和玩政治一样，都是属于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的；冯玉祥在意自己的形象，到哪儿都给自己修厕所……说起这些北洋军阀的有趣事儿，张鸣止不住就乐，他甚至恨恨地说:现代人多没劲，坏都坏成一个模子。

    民国史丰富，书出得也不少，但在他眼中，有学术含量的历史书还不太多，民国史还不太清晰。“这工程很大，或许将来我开一门课，能逼着自己完成它。”

    靳飞(学者)：张伯驹提醒我们对民国的认识我们是否太有限了？

    头发奇怪地向两边扇形发散，见谁都首先像是要作揖问好，学者靳飞最接近我想象中的民国文人。尽管他是从东京归来，但泡戏园子、捧名角的劲头，远大于在东京大学教亚洲戏剧课。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的靳飞很沉得下去，否则一本张伯驹的传也不会写了三年还不出手，看别人书出来了他也不急，因为他自认为有些发现属于他的专利。

    说到张伯驹，靳飞一开口就说:民国四大公子版本众多，张伯驹的身世比起张学良、袁寒云差多了，所以列四公子之列只能说是勉强。其他几位公子也颇有值得书写之处，他们的作为与表现，正好体现了民国文化的两极:袁寒云、溥侗想的是中国怎样坚持成为中国；张学良、张伯驹所想的是在未来的世界里中国怎样成为中国。当代人的笔墨书写更多集中在张伯驹，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洗尽铅华，从花花公子最终成为保存文化不惜倾家荡产的文人。世传有续，是张伯驹身上最打动靳飞的地方。“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在张伯驹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大体现。他千金散尽，只为保存国宝，这都是中国文人深受文化滋养后一种回馈文化的表现。四大文明古国最后为什么只留下中国一脉，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人都有世传有续的使命。”

    为文人张伯驹做传，靳飞更愿意采取与其家属背靠背的方式。“张伯驹继承传统文化，用了最传统的方式，我也要用最传统的方式进入他。”做传前，靳飞首先将张伯驹的诗词全订正了一遍。“我要弄清什么是他记忆糊涂的，哪些是他有意回避的。这样才能做等身大的传记，不致扭曲他。”

    张伯驹也是文物、诗词、戏曲、书法样样精通的学问大家，现代人谈他写他，常常捉襟见肘，靳飞倒觉得多说说他写写他没坏处。“张伯驹现象至少可以修正我们的认识:我们对民国文化看得太有限了。是不是只有鲁迅、周作人？是否过于强调中国文化在那个时候的变化，而忽略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的沉着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