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书局旧踪》，郭汾阳、丁东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月出版。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的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认为我说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地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从枕头下掏出两张，由裤兜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老舍幽默文集》）

    出自老舍幽默笔下的这个“作家书屋”，是姚蓬子开办的。姚蓬子曾是“左联”的中共作家，后来被捕，自首出狱，再后就开设这家“书屋”。作家开书局原先是不稀奇的事，李小峰的“北新”、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陶亢德的人间书屋、郭沫若的群益出版社，王礼锡的神州国光社、邵洵美的金屋书局、冯亦代的古今出版社，多如牛毛。作家开书局的缘由千差万别，自然也是要赢利的，不过这中间也是千差万别，比如鲁迅虽没有直接“下海”去经营书局，可他为了传播进步文化与艺术，保存进步出版阵地，就常常自己掏钱并用一个不知所在的书局招牌如三闲书屋、野草书屋等自费出版书籍与图册，但他也常常遭到猜忌与怀疑。他定居上海伊始，“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鲁迅书信集》）

    在十里洋场混迹的姚蓬子自是浸染商人作派，他又是作家，这如鲁迅所说：“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同上）。老舍的幽默文讥讽姚蓬子不尊重作家文稿，却以为作家服务而取名“作家书屋”，这实在是一个犀利的讽刺。

    抗战时文化人群集陪都重庆，唯一一家大型定期文艺刊物便是“文抗”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得到“总发行”的便利，姚又精明地开办“书屋读书会”，要求《抗战文艺》订户首次要交500元，即可作自由订户每期寄发，若交到1000元则能享受优待。后来“作家书屋”如火如荼，它也出版了不少好作品，成为大后方引人瞩目的新书店。自然，姚蓬子也发了一笔财，可是它为之服务的作家们呢？官办书店与老书店在大后方分占纸张配额的大半，进步的中小书店仅能分沾一杯残羹，“图书杂志审查会”又神气活现起来，生活书店等名牌进步书店时遭封门之苦，进步作家的作品难以发表，吃饭便成为头号问题，老舍情急下曾带头发起过“斗米千字” 运动，他在文章中字字血泪地说：“我患了相当厉害的贫血病。……

    我只知道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若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么，活着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自凭良心吧！”（《病》）你凭良心，可有的人良心让狗吃了，就说姚蓬子，那个“作家书屋”，既无正常的会计制度，也不届时结算实售书本的册数以便支付作家版税和稿酬，往往是作家饥肠辘辘地讨将上去，姚蓬子在身上乱摸几下口袋，摸到几张就塞给你几张，如同对付叫花子一样，原先入股的老舍对姚蓬子苦口婆心劝说过多次，姚为人落拓惯了，还是那副样子，老舍忍不住，警告他说：“那么我退股。”姚蓬子不以为然，第二天果然拿了老舍入股时的20元钱还给老舍，说：“以后你不用管我了。”

    姚蓬子长袖善舞，这些品行后来遗传到他儿子姚文元身上，不过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却说老舍深受作家生活穷困的刺激（洪深以贫困自杀未遂等），打算在抗战胜利后自办一家书店，把作家版税提高到25％到40％，“只要你存心不要剥削作者或少剥削些，再高也可能的，我办书店就要为作者服务，完全为作者服务”（锡金《一个难忘的人》），然而终究是乌托邦吧。倒是姚蓬子这个“三面刀”，“作家书屋”在解放后又“慧眼”识到一班留俄“托派”学者，在“一面倒”的大局下，抢占滩头，抢译了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俄文书籍，以符合时潮所需，销路极畅，姚蓬子又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