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中，可以称做“乡村题材”的作品，无论从所占数额还是从所显示的分量来看，其实都很可观，至少并不逊于任何其它题材。可盘点此类作家作品，又不难发觉，那些打动过我们、让我们留下记忆、可以进入“保留篇目”的，多体现为那种现代人对于宜人的田园牧歌、动人的土地精神热忱的回望和寻找，体现为那些和美、凄美、壮美、酷烈之美的乡村情韵以及那些不幸抑或雄强的乡村“历史生命”的反观和创造。这也许并不奇怪，艺术式的回忆与怀旧或许可以提供我们多重意义的品味。

    因而，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作家从足够的高度关注表现为文学出发点和归属的现实，现实是文学眺望的立点，现实的关注和把握理应是文学自身的题义。变革以来乡村写作的实践表明，跟“历史激情”的张扬和“历史关系”的审察相比，文学关注乡村“现实”的自觉、介入乡村现实的勇气并把握乡村“现实”的能力还很欠缺。要求乡村写作都来径直面对脚下的现实不成道理，只是那种“自觉”和“能力”作为创作的依凭和底气，其不可或缺却不辩自明。尤其是，在“大作”、“力作”的期待中，这种欠缺会分明地突显出来。

    似乎可以说，文学对于乡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感应还滞后于现实，在乡村变迁已然为我们呈示的新质和包含的隐患上我们还有所迟钝。比如说，当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已成为相当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的乡村关注是否进入了宏观层面的自觉？当愈演愈烈的洪灾、频频发生的矿难、乡村的贫困滞后、乡村蒙受的不公以及沙尘暴、民工潮、水污染、土地和资源流失等等，已经引发社会、经济学家关涉“城乡二元结构”、关涉社会分配原则、关涉“发展”两难选择一类现实的、关乎人类生存、人类命运前途的思考；原本敏感于苦难意识的文学，如果反而看不到那些“现象”和“事件”的普遍联系和深层系结，跟时代内情和人类困境相隔膜，大概就不能不于“大”、于“力”相去甚远。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可能意识到，文学的乡村关注并不就是关注乡村，文学的表现乡村现实并不等同于乡村现实的表现——如果乡村题材和其它题材一样，存在超越题材本身的表现要求，就不能不借助那些反思的精神和穿透的眼光，去思考发现乡村现实跟社会与人类的重大关联。

    从这层意思上说，相对于我们置身的现实，乡村题材对于文学的表现更具走向深广的可能。现实中许多显在、潜在的新鲜讯息、重大问题，诸如社会与自然、文明与蒙昧、民族与世界、生存与发展、人道与人性等等题义，虽然不只关涉乡村，然而，却可以说正是首先地、深层地由乡村向我们突显和提醒过来。与此相关，乡村关注、乡村人的生存关注已经更加具备超越“族”而体现出“类”的性质。乡村的发展跟城市已经息息相关，乡村的隐忧已经跟城市的隐忧形影相随，我们痛切于乡村问题时，以往那种居高临下的乡愁已经显见得过于超脱而隔膜；城市人和乡村人已越来越无法规避那些共同的担当，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与城市的那堵“隔离墙”已越来越成为我们共同的束缚，城市和乡村“两个文明”的建设，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已经越来越成为相互制约的共同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乡村写作的意义。乡村题材的倡导不复仅仅是一种社会层面的要求，不单纯是要求关注一个被忽略的社群、激发“服务”、“反哺”一类文学良知；它其实启示了、贴合了文学面对时代和人类重大问题的要求。它同样也是文学自身要求的意味已经愈加彰显——它愈益被赋予了一种可能，赋予了指向文学对象的“总体”和“重大”的可能。若我们冀望于大作、力作，大概不能不介意那些属于一个时代的普遍和重大。

    这样说自然想到了“问题小说”一类的提法——想到我们提到它时常会带上不同程度的贬抑和鄙薄。要求文学具体地解决问题和解决具体问题是无知而可笑的，文学不去发现和回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则是无能而可悲的。

    这应该不至于导致写农村就是抑或就要写“重大”的结论，也不至于导致写农村就只能抑或就要写“问题”的结论。多样化是生活的形态也是文学的妙谛，大树和小草都该有一片蓝天，大狗和小狗都该有自己的叫声；更何况文学对于“现象”和“偶然”的钟情，注定其对生活之浪潮的热衷，生活的浪花构成文学的佳妙者，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们有意于深广，就不能不对于“浪”下之“涌”有所发见和思考。

    应当看到，变革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社会兴奋点和情感驱动力有所转移，与此相应，文学指向现实的乡村情结也有所松弛有所疏离。加之“现象”有时并非裸露的，如同辉煌的建设有时会隐蔽了深度的损坏；“现实”有时还是不“真实”的，如同我们手造过的某些“赝品”；乡村的现代建设在为文学提供天地的同时必然提出挑战，现实关系真切的、总体的把握，面临熟悉或者重新熟悉、思考或者重新思考农村的课题。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农人以后写乡村，没有理由要求作品提出并回答乡村的问题。我们能够期待的是怀抱热忱和自觉，历史地、审美地表现，表现乡村的故事、乡村的情感，而不是发生在乡村的故事、寄放在乡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