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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师范学院,河南安阳455002)
摘要: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晚明小品,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偏重文体研究,着眼于为白话文探索一种轻松自由的语言范本;中期主编《论语》,强调晚明小品折射出的悠然闲适,平和冲淡的人生态度,以此作为传播西方"幽默"理想的手段;后期面对激烈的社会革命,民主自由理想的破灭,他的人生观亦趋保守,转而把小品文作为自己独善其身的精神园地.林语堂推崇晚明小品并不只是为了复兴一种古代文体,而是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对其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将其作为寄寓人生理想的工具和载体.林氏小品对于民族,阶级矛盾尖锐的现代中国自有其消极影响,但却推动形成了"闲话"体这一新的散文艺术风格.
关键词:林语堂;晚明小品文;幽默;性灵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670(2005)04-0043-04
引言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新文学所取得的实绩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1](P576)这固然是因为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亲身实践与大力推介;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就是中国的散文在古代就已经很发达,有传统模式如晚明小品等可供借鉴,因而迅速成熟,而新体的诗歌,小说则与传统形态差异较大.不仅如此,"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许多理论倡导者也都认为新文学的发生与晚明小品有着内在的血缘联系.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变迁》中就把晚明个性化思潮(主要以小品文和戏剧为文学表现形式)与新文学革命作了比较,认为两次运动有着极相似之处,"两次的
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加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闲透明,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和竟陵派相似的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且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说":言之有物,不摹古人,讲求文法,不无病呻吟,务去滥调文章,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这些主张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更是惊人的相似.较早注意到小品文的自然是周作人,但是从语言上分析,理论上倡导,坚持时间最长的却是林语堂.他从晚明小品中拈出"幽默","性灵"二题,或以外化内寄人文理想,或学公安名士陶冶性情,迎合了一批
自
由派文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小品文热.
一,白话文体的实验
1923年夏,林语堂回到北平,在四年的游学生活中,他先后求学于哈佛,殷内大学,结识了皮瑞,白碧
德,契特雷尔等知名语言学教授,对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和直觉主义心仪不已,遂奠定了其后倾心于晚明小品的心理基础.出于对语言学的偏好,徜徉于异域文化之中的林语堂十分喜爱欧美轻松,自由,率真的随笔式语体文,内心逐渐萌生了模拟西洋散文,为新生的白话语建立一种规范文体的设想.
其实,为新生的白话文寻找一种规范,自由的语体一直是新文化建设者们思考的问题,"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用音标套用欧化文体)"[2].早在1918年2月林语堂就以一个初出茅庐的知识青年身份在《新青年》上撰文《汉字索引制说明》,《论汉字索引及西洋文学》,注意到了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文体问题.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谈到"我们文学革命的大宗旨实在还只是个形式的改革(用白话代替文言之谓也)……兄弟每读西书,大半都是论理精密,立断确当……使读的人有一种义理畅达,学问阐明的愉快".
文学革命固然要用白话代替文言,但同时要防止白话"最易泛滥,最易说一大
堆无关着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话"[3]的弊端.就在他回国那一年年底,他在《晨报五周年纪念第20卷第4期2005年8月平顶山学院学报Journal of Pingding-shan UniversityVol.20No.4Aug.2005增刊》上发表了《科学与经书》一文,
实际上是把西洋语看作科学合理之学术,并与经书作比,意在为其提倡西洋文法做合理性宣传.不久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海涅的诗歌译文,蒙田,爱默生等人的随笔.积极为白话文学(白话当文用,后来自有白话文学)提供一种论理精深高严,长于推究的范文标准,这标志着他又开始重拾白话文语体问题.此时的林语堂还是一身"洋气",欧化倾向很重,"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给玄同的信》).抛开其留学背景不说,一味的欧化也和他早年在圣约翰学校求学造成的古典文化断层有关,"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八十自叙》),他自己也深知古典文学的缺乏,论起国文来就"捉襟见肘".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缺憾使他对古文没有入骨的痛恨,相反"对于那些能说一口漂亮'官话'的前朝遗民,林语堂非常欣赏他们的风度,气质,文化修养"[4](P71),他认为这是和英国绅士气质类似的儒雅气质,他们所珍爱,玩赏的小品文也正是和西洋自由散文类似的一种文体,于是,出于相似,类比的考虑,同时也是便于国人接受和模仿,林语堂渐渐对晚明小品产生了兴趣,认为小品文高雅,洗练,不拘格套的特点可以作为当下白话文学习的范本.在这种复杂心理的推动下,林语堂加入了以刊登现代散文为主的《语丝》,"语丝社"是一个思想主张并不一致的文人社团,思想的驳杂在某种程度上被文体革新的自觉一致所遮蔽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实践着一种自由随意,真切平易的新式文体—"语丝体",其主要理论的建构者便是周作人,早在1921年6月,他就在《美文》中鼓励治新文学的人都来试一试以叙事和抒情为主的艺术性的美文(文学散文).
周作人提倡的美文表面也以外国散文为模式,但主要是借鉴外国文体分类的模式,立足却还在于传统."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要原因,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5]这可谓正中林语堂的软肋,置身于文化中心的北平林语堂倍感"窘态""惭愧"的就是这种"内应"的缺乏.他很赞成周作人,通过比较他很奇怪"言志派"散文—晚明小品竟和自己主张的西洋随笔如此接近.最终林氏放弃了用欧美散文改革白话文体的设想转而治小品文,把小品文作为白话文文体的理想范式加以推广.林语堂推崇晚明小品主要还是运用了"形式与内容相剥离"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他看中的是小品文语言形式的魅力.通过比较林氏提出小品文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对白话文学有借鉴之处.一是对真的共同欲求,即内容的真,"性灵派文字,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6],他认为蒙田,爱默生的文章最重要的也就是有"诚意"(真)有自己的思想,学自己的东西."凡是诚意的意思,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7],我们
要有一种"健康的作战精神".公安派的文章以"一言以蔽之,真而已矣".这就和传统伪道学,假仁义的理学针锋相对.二是自由不羁的形式,"不拘格套",反对复古,反对摹拟剽窃,求创新.
晚明小品形式活泼,内容多样,言近旨远,充满情趣,其笔调以明畅轻灵为主,叙事简
洁明快,言情缠绵委婉,表现出士子轻松自由的文学观;体制上晚明小品也在前人形式基础上加以创新,有随笔,杂文,日记,书信等体式;语言运用也相当自由,或文言或文白相间,口语化,信手拈来.题材不断扩大,大到自然山水,小到日常起居杂事皆可入文,正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文,可写者.由探索一种新语体而近晚明小品只是林语堂涉足文学道路的第一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脱下西装换上长袍,带动起一场小品文热,这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二,作为"幽默"的人生理想
20世纪20年代影响北京文坛的主要是《语丝》和《现代评论》两个对立的阵营,当
时语丝社集中了一批文学革命时期的猛将———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表面上自称"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实则是一个密切关注社会,倡言变革的社团.在《语丝》之初,林语堂主要致力于白话文与小品文的文体研究,同时也在鲁迅等人的带动下写了许多时评,《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祝土匪》,《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林语堂的散文以批判,驳论性杂文为主,和后期相比风格迥异.在笔战中,他认为"中国有枪阶级的凶残,走狗帮凶们的卑怯"可归之为人与人之间的压迫,祸根之一就是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平等民主制度,"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
更谈不到'费厄'",在黑暗现实的推动下,林语堂的注意力逐步由语言文体转向宣传欧美社会的民主思想上.1927年在经历了教书,从政双重失败后,林语堂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民族资本获得了一个短暂发展的春天,政治上国民党统一了全国,工人运动处于44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低潮,社会出现一派升平景象.外国电影,巨型百货公司,跑马游乐场等一切都以欧美社会为模型,一时间欧风美雨席卷上海.林语堂这一时期虽然较多的专注于小品文文体的研究,但作为欧美文化翻版的上海又使他重心燃起了对西洋民主社会的向往之情.1932年邵洵美请他主笔《论语》月刊,不仅为他提倡晚明小品提供了一块阵地,也使林语堂事业进入了第一个高峰.他创造性的把小品文和欧美人文理想进行了一次"嫁接",他很喜欢晚明小品透露出的高雅闲适之情和自由宽松的生活理想,认为其近似于英国的绅士作风,体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公
安三袁"位高权重,作品中却彰显出高贵,旷达,平和的气度,这正是当下矛盾混乱的社会所缺乏的.思想之于艺术通常是统一的,这种文体(小品文)和人的自由思想,轻松生活相一致.他推崇公安派正是希图用松散自由的小品文促进人们思想的自由,通过小品文教化社会民心,树立民主社会之标准.正如他在《编辑后记》中说道"我们的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论到国家大事,男女私情又好品论人物",从小品文嗅到了绅士幽默味道的林语堂开始了借晚明小品宣传欧美自由人道主义理想的实践,而二者的结合点正是"幽默".林语堂把西方贵族式的社会和人生态度的核心归结为一种幽默,他在认真比较了英美两国后认为,
美国人热情,奔放但有一种轻浮,英国人思想审慎,稳重守成,人们之间有一种谦和的态度,这就是幽默."英国人的幽默中有一种文化"这正是美国人缺乏的,故而美国人的幽默流于讥刺,颓废(近于中国的顽劣),所以真正的幽默是有深刻文化根基和人道主义内涵的.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国之文化,到了相当的程度,必有幽默文学出现".幽默在他笔下是一种人生态度———平和中正,自由谦和,是民主社会的思想之基.早在1924年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征辟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等文,提到幽默,但没有这次立论之清晰.回顾历史,他认为中国是有幽默历史的国度,庄子可称为中国幽默之始祖,儒,道分别是道学派和幽默派的发端,晚明小品文则是这种飘逸,放达心态发展的极致.他说"这种小品文,文字极清淡的,正如闲谈一样,有的专用土的俚语作时评,求其深入人心"[8],没有道学味,也没有小丑气,庄谐并出,自然畅谈社会与人生的.这种自由平等的特点简直就是"费厄泼赖"精神的绝好宣传品.林氏用小品文倡言幽默,和上海当时欧化的生活作风恰好一致,也迎合了梁实秋,徐志摩等自由派文人的绅士风情,而老派也称了怀旧的心思,受到了各方一致好评,阿英,刘大杰等人纷纷响应,于是"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一时间幽默成风,西洋绅士之风为人们的所乐道,晚明小品也流行于世,大量散文辑刻出版,因而1933被称为"小品年".
三,自救的"性灵"家园
20世纪30年代初,日益感到内外交困的国民党抛出了"还政于民"的"制宪"彩球,在政坛上造成一种"民主"的假象,使包括林语堂在内的自由民主人士越来越热心于自己的民主理想来.这时的林语堂除了鼓吹"幽默小品"外,还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是紧接而来的残酷现实彻底摧垮了他的政治热情和人文理想,使温文尔雅的"幽默"心态,"费厄泼赖"态度再也摆不下去了.1933年后,国际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局势又出现政治高压态势.同年6月18日"同盟"的领导杨铨遇害,这对他震动很大,在随后的一篇杂感中写到"近来更觉得已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9]"走入清谈"是他从人生理想退隐的开始,也是其文学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渐渐地他觉得在这种"昏聩"的制度下"幽默小品"也推行不下去了.1934年,林语堂被迫离开了《论语》,独自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改弦更张,开始专门提倡"性灵小品"了.什么是"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就明确地说"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也".其后林语堂在多篇文章中连篇累牍地阐释自己的"性灵"文学观,"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10]"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现之文学,叫性灵"[11]在其一篇《言志篇》中颇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我理想这样一个地方,安静的书房,亲切随意,一盏清茶,一切都要符合自己的兴味",由"幽默小品"转而"性灵小品",清晰地表明了林语堂彻底坠入了超然物外的"自己的园地".如果说前期林氏主张的幽默,主要是移植嫁接西方思想文化的舶来品,那么性灵说则是他提炼晚明小品得来的"国粹".晚明"性灵"说的哲学基础是王阳明心学,即"心即理","心外无物","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王阳明全集 〈答季明德〉》卷六),对自我的重视,外事的轻视,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政治文派东林党形成了鲜明对峙.晚明陆王"心
学"所引发的个性化思潮催生了一大批尊情,表现自我的文学流派,如公安派,竟陵派54第4期崔良乐:林语堂与晚明小品就是这一思想的有力实践,扭转了前期台阁体浮华,空泛和前后七子复古倒退的文风,而最显实绩的当首推小品文了,不但走出了"文以载道"的轨辙,而且逸出古文体制,以悠然自得的笔调,漫话絮语式的心态,体味人生百味.林语堂此时把晚明小品称做"性灵小品",实质上是对"幽默"的绅士理想能否在中国实现已不再关注了,尽管时有幽默言辞,但心境已经颓唐,笔法也由早期"骂人正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的浮躁凌厉改为"不破口骂人"的谑而不虐,淡出社会,专心于个人精神的自救了.他把"性灵小品"视为一种个性化很强的文体,接近于真实的生活和个人的情感世界.面对左翼作家倡导革命文学,把文学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宣称文学作为个人潜吟低唱的时代已经过去."海派"过分凸现灰暗,异化的都市生活,展现欲望对人性的绝望吞噬.林语堂闭目不见,以一副"悠然三尺外,独得我所爱"的兴头专心侍弄起自己的小品来.
结语
林语堂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办杂志,写散文,为理想奋斗过,消沉过.他对于晚明小品可谓是情有独钟,但是小品文对于他却是"成于斯,也败于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反对小品文的是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中论及林氏小品的就有七八篇之多,也从侧面说明了小品在当时的盛况.在《"招贴即扯"》中他讽刺林语堂抬出"中郎爷"做小品文的老师,其实不知"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的人",《天生蛮性》中又把"辜鸿铭先生赞小脚"和"林语堂先生谈性灵"作比.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的中国,人们是无论如何也幽默不起来的,退入高门独院读性灵小品也是办不到的.鲁迅从阶级论出发抨击林氏小品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回避战斗的消极人生态度无疑是击中了要害.但是从美学角度考察,我们丝毫不能抹杀林氏对中国散文的功劳,无论是从语言体式还是幽默的人生态度他都把小品文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并把它推而广之掀起了一场小品文热,晚明小品对于散文"闲话"风格的确立与巩固功不可没,林语堂前承周作人"言志"散文之风,后开梁实秋"雅社"式小品,于冰心,朱自清独语式抒情散文外另立一派,丰富壮大了散文园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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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语堂.谈女人[J].论语,1933,(7).
[10]林语堂.论文(上)[J].论语,1933,(4).
[11]林语堂.记性灵[J].宇宙风,1936,(2).
LinYu-tang and the late Ming Dynasty styled essays
CUILiang-le
(AnyangTeachersCollege,Anyang,Henan455002,China)
Abstract in Yu-tang vigorously advocated the late Ming dynasty styled essays during
1920-1930s,which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n the first period, Lin focuse
dont he study of literary forms aiming at exploring aneasy and free language model
for modern Chinese;
in these condperiod,he founded the magazine, Analects which
stressed
an care free, lei surely and moderate life attituder eflectedin the late
Ming essays which were used as an ideal tool to spread the Western "humor";
in the third period,facingtheradicalsocialtransform,and the ruin of his ideal
democracy and freedom, he turned to be conservative.Thus,he used essays as his
spiritual land to perfect himself.LinYu-tang advocated the late Ming essays not just because he used it to rejuven ate the classical style,but because he tried to make
a new explan action of it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society.and used it as the
tool and carrier for the life
ideal.Although Lin's essays have apassive effect on
contradictory modern China, it forms the chat style,a new artistic
styleofprose.
Keywords inYu-tang;the late Ming Dynasty styled essays;humor;spirit
64 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
作者简介:崔良乐(1978-),男,河南省平顶山人,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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