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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饮》
一直不明白，民主精神何以能够发端于希腊，而且是公元前的希腊，在那么悠久的罗马帝国统治之前。几个世纪前，似乎孟德斯鸠在说，国土面积小的地方适合搞民主，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可被听到；广袤的国家可以搞集权，如此便于统治精神的贯彻。此说让我深信不疑，虽然很多人可能会反对我。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我认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不能单纯地为了追求民主而牺牲社会的效率。过分追逐所谓的民主，必然导致民主成本的增长，而当这成本超过民主可能带来的效益，那这社会必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况且，民主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因为个体的多样性，所以有思想的多样性，于是每个“民”的“主”都是不同的。纯概念意义上的民主是一种假设，是“君主”的另一面，从这个角度，“民”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民，如前所说，其实是许多个分散的民，于是也有许多的主。那么最终作为整体的“民”的“主”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学过中学物理的同志都知道，我们经常做受力分析图。不论有多少方向的拉力摩擦力，最终我们都能算出一个总的力。我觉得民主最终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结果。在百花齐放之后的落英缤纷之后的尘埃落定之后，“众口”说同样的话，而这话或许并不是最初的话，是在做出无数妥协后的观点（社会本就是个体妥协的产物，或者说，个人权利让渡的产物），无奈么？看起来谁的“主”也没做。否也。社会的民主不同于个人的民主，百家争鸣做出妥协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民主的实现。而此处的民主，早已不是我们最初所说的民主了。那么，现实中的民主是社会的民主对个人民主的专制么？答曰，非也。我的逻辑是，只要社会允许你声音的存在，实际上你就已经实现了你的民主。因为社会不是你一个人的社会。在芸芸众生中，你只占一席，所以你的声音占一席也就可以了。然而社会终究是社会，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剩下的那个声音可能不同，但必须承认，每个时期都有其主导声音。这声音便是叫做社会主流的思想，它由社会取向决定，决定着社会的去向。所以说，很多时候民主不仅仅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强权那么简单，这样说，实则是对社会民主与个人民主的混淆。所以我觉得孟翁的结论对，民主适合于小国。因为思想的争鸣可以实现。论辩要亲自上阵，传来传去就不是原来的味道。谁说距离不是问题。我只是想起孟先生的话，关于民主适合的土壤。
但是这论断并没有说出原因，只是说出这样一种现象。若把城邦时代的希腊拿来适用，果然符合。但这充其量是一个说明，而非因果。再或许，他老人家在游历各国考察历史之后，看看雅典的民主，看看后来庞大的罗马帝国，又弄了些神秘东方封建王朝的资料，归纳出这个理论也不可知。我没有去考证，故不便继续胡猜。况且，当时欧洲多小国，为何偏偏希腊能搞成民主制。总之，我一直疑惑希腊给了这种精神怎样的土壤。后读毕柏拉图的《会饮》，及其后附一篇布鲁姆的《爱的阶梯》，在众人对爱神爱若斯（Eros）的极力赞颂吹捧以及布先生精彩的点评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眉目。
《会饮》被称作是柏拉图最恢弘的篇章，据说，该篇虽如其其他作品一样，是对话的形式，而要作为戏剧来读。《会饮》呈现的是在阿伽通获得悲剧大奖的第二夜，一伙人在他家里庆祝期间谈话的场面。这伙人不是普通的人，是当时雅典最具智慧的人，有不同行业流派的代表。最著名的有斐德若（修辞爱好者），泡赛尼阿斯（智术师派人物），阿里斯托芬（戏剧家），苏格拉底等。柏拉图没有在场，他是以转述的口气写的。这些人躺在床榻上赞美爱若斯，《会饮》实则是关于情爱的篇章。他们冲破律例俗规，天马行空大谈“爱欲”，既重视又嘲笑，充满深层精神探询精神。然而即便是在当时文风开化的希腊，这也仅可是私密的谈话。其间充满了同性之爱的讨论。而这几个人之间恰恰有着十分复杂的同性爱关系。文章极大程度地荟萃了当时以及当时之前希腊神话习俗哲学中关于“爱欲”的思想，比如苏氏说，爱欲是对未知未有的追求。由此爱欲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情爱。在这里不复累述，只是想表述一下其对情爱的言说中与民主有关的东西。
尽管谈话者各人观点不同，论证内容不同，或有争论，但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即毫无例外地是从美的角度出发去说爱欲。比如泡赛尼阿斯说情爱美妙的时候说，对爱人做“谄媚”的事情不算丢人，还被人叫好，但若是为了追求官职金钱而做，则让人觉得恶心。他还说，只有情人间的誓言得不到实现的时候才可以得到神的谅解，因为爱情的誓言根本不算誓言。斐德若说，神们又特别敬重情爱的火热和品性。《伊利亚特》里讲，阿喀琉斯从其母亲那里知道，如果他杀了赫克托尔，自己也得死，否则的话就可以平安回家，享足天年。然而阿喀琉斯勇敢地去就自己的有情人帕特洛克罗斯，为有情人而死。由此神们敬重他，死后让他去了福人岛。斐还说，要让有情人组成一支军队去打仗，因为有情人之间所激发出来的激情与勇气足以战无不胜。当然这里的有情人似乎说的是同性。在那个时代，同性与异性之间的情爱区分得似乎不是那么清楚。从人到神，看重的是情爱的品性。这便是希腊人的情爱，瞬间迸发出来的是最美的。由于他们过分追逐情爱里淋漓尽致的美，希腊哲学曾经一度被等同于伊壁鸠鲁主义，被认为是放纵无度地追求快乐。哲学家们甚至争辩说，家庭是不完美的自然，因为它比人类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更要求神话、习俗、禁忌来维系它的完整，所有这些都妨碍了人类自身的发展。柏拉图甚至《理想国》里将婚姻作为优生政策的一种手段。这些学说事实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希腊人的家庭观念。家庭中的统治权利也不尽在父母。有时候是在智慧的子女。这样的家庭结构多少有了社会民主的一点雏形。当然，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家庭由于必要所以重要，也有许多严厉的法律对此加以调整，以维护家庭的稳定性。
希腊哲学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十分善于将伦理的东西从哲学的层面去剖析。于是，有了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俄狄普斯。可以说，希腊精神是超越纲常伦理，戒律法规的。而在西方，有一部对人类精神有同样深远影响的著作，《圣经》。在圣经里，则是另外一番状况。《圣经》告戒人们要谨遵上帝律法。同样，《圣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形态结构。
犹太教与希腊精神的叫板由来已久。希腊人喜欢裸体锻炼，包括最初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犹太人对此大惊失色，但同时这种方式也吸引了许多犹太青年。裸体锻炼使男性间潜在的吸引浮出水面。希腊人认为快乐根据自然来获得，女性若为生育而跟男性结合，于是符合自然，而同性之爱虽遭受质疑，却同样源于自然。《圣经》中，“我兄约拿单哪！我为你悲伤！我甚至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大卫为他的朋友约拿单悲伤，他的灵魂“与大卫的灵魂，深相契合，约拿单爱他如同爱自己的灵魂。”《圣经》同样承认同性之情可能的高贵性。
布鲁姆认为，两种思想的区别在于法律的地位。犹太律法直接谴责同性恋，并处死践行者。柏拉图在《法篇》中谴责同性之爱，却暗示出它不认同任何法律制度，而以自然为权威。在现世中，自然是一个何其模糊的概念，自然必须加以研究思辩，而法律只要求服从。根据犹太律法，除上帝之法，没有任何东西超乎法律之上。而对于希腊人，至少对于希腊哲学家，自然超乎法律之上。对他们来说，自然并不立法，但立法必须循乎自然。自然自古以来一直是法律正义所引起争议的源泉。犹太教虽为上帝之法，其成员受上帝启示重新做人，但其规定之律法或道德几乎全部以家庭为向导，家庭恰是献身于上帝的载体。“尽心，尽性，尽力。”（《申命记》）上帝是父，对家庭的鼓励和保护，同对上帝的仪式一起。而希腊人却发明了友爱。友爱是自由选择，而且友爱有时会带来自身与家庭的冲突，因为二者都在寻求更高的地位。这种友爱恰恰可以被描述为对自然自由的渴求。
与此同时，布氏认为，城邦时代的希腊人发明了政治。“在语源学的意义上，政治关涉到那些生活在城邦中的人，而非那些生活在乡村中的人。”后者更专注于家庭的父命，而前者中的人需要一种民主的制度来替代君主或专制。在《圣经》广为流传的以色列，即便是王都是上帝指派，所有的人类都是遵从，于是缺乏怀疑精神，思辩能力。其实，犹太教里的人物，除了父，其他都需要遵从。而希腊神话里的人物，自古就有争夺卫城守护神的故事。以色列民族由家庭的延伸部落构成，而希腊城邦则是建立在压制父权统治和部落的基础上，城邦的统治与血缘无关。“这在城邦的家庭和政治秩序之间建立起永久的张力，并且由于彼此都相互需要，导致各种各样的妥协。”政治的行动者并非家庭中的人，政治的发明实际上导致从家庭中的解放。
事实上，在最初的时候，存在着两种关于爱在人们心中地位的经典告诫。一种以《圣经》的方式传给我们，另一种是由公元前几世纪希腊的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传给我们。前者是父的神谕，后者是奥林匹亚山下出神入化的众人。前者以启示、见证、奉献而传承，诚惶诚恐，心有所虑，后者以质疑、探询、思辩而进取，终日放歌，肆无忌惮。前者诸多的戒律成全于众人虔敬遵从后的怠于思考，后者醉卧酒榻载歌欢庆后却是理性的沉思。正是后者对爱欲美的赞赏，对律法的质疑，对家庭的突破，对友爱的热情，对政治崇信，对自然的渴求以及其超乎理性的思维最终成就了希腊的民主萌芽。
今人作为这两种对立思想渊源（父权社会的社会结构亦类似于神权社会）的共同继受者，其实是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可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需要立足于不同的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有助于兼顾民主与效益。正如最初我所表达的，绝对的民主非但不可能实现，也并不利于社会。但我们仍旧时常会为那如爱琴海风般炎热潮湿如战争般绚烂奔放的希腊式渴求欢欣鼓舞。
《会饮》里提到戏剧比赛，想起去希腊时候参观他们那个大剧场，说古时连演几天几夜，没有麦克风，但是剧场的设计是站在舞台中心说话，整个剧场的人都能听见。据导游说，这种戏剧比赛是有雅典最富有的人来资助。我问导游，若你说我是最富有的人，我不承认怎么办？导游狡黠地一笑，说，若是我不承认，那我得说出我认为全城最富有的人，而且把两个人的财产对调。雅典人真是聪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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