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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afans.com 新茶资中文网 来源: 文汇报 作者:芳菲 |
“黄昏时候，从图书馆里出来。走到学校门口，我们看见一个兵。他躺在那里。他就要死了。他的同伴看他实在不行，把他丢了下来。”
——这是什么？
汪曾祺的散文，《他的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这是上世纪40年代昆明的情景：从学校出来，校门口就躺着一个快死的士兵，“他上身穿一件棉军服，头上还有顶帽子，下身甚么都没有……腿上的皮挂下来，仿佛已与骨头不相连附。甚么都快消逝，他就要完了……他的头为甚么慢慢慢慢地向两边转过来，转过去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公路上人走过来，走过去。上头是天，宝石一样的蓝天”。文章沉着的描述，让我脑海里闪现出前些年备受争议的一幅普利策奖获奖摄影作品：非洲干旱的原野上，一只鹫在等一个瘦骨如柴的小姑娘死。当时的批评是：摄影记者为什么只是记录，而不去救人？我读到这些描写时，也想，这个汪！他就那么细细地看一个快死的人！
可是，我不批评。我赞美。
汪老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是晚熟的奇迹，是“80年代跑出来的30年代人”，虽然后来也陆续了解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在“各体文写作”课上受到青睐，以及沈从文那句流传成佳话的评语：“他（汪曾祺）写的比我好”，但毕竟对他早年的创作缺少了解。这次借文汇报“笔会”创刊60年之机，将笔会60年的版面从头一一读来，在文献阅读中不期迎面相遇26岁的年轻汪曾祺，实在是眼睛一亮。
那一年，是1946年下半年，“笔会”创刊的第一个半年；而汪曾祺，26岁，抗战胜利后从昆明流寓在上海，在上海福煦路上的致远中学教国文。与同样二十郎当岁的黄永玉、黄裳等为密友、哥们儿，为上海的报刊杂志写稿，并且这友谊浸透了他们的一生。在黄永玉最近《黄裳浅识》一文中，看到他对年轻时这段岁月的生动记叙：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遥想当年汪曾祺对黄裳的这份推崇，是江湖气兼孩子气的，令人莞尔。比较晚年汪老那种标志性的平淡冲和，这遗留在岁月中的痕迹尤觉珍奇。
事实上，1946年下半年汪曾祺发表在“笔会”上的系列散文，虽然也已经格局初定，大可看出后来之所以名世传世的个性风格，但是那种丰满、精力弥漫，更有一种老年多不能及的充沛境界。
7月1日“笔会”创刊，12日的版面上就出现了汪曾祺的一组日记摘抄《花·果子·旅行》。落款有“三十四年记。在黄土坡三十五年抄。在白马庙”字样。应是1945年的一组日记。接下去汪曾祺在“笔会”陆续发表系列文章，写昆明的孩子、兵、各色人物，每组均为三篇，分别为《街上的孩子》（1946年9月30日）；《风景：堂倌，人，理发师》，分1946年10月25日、26日两天发表；《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1946年11月13日）。
除日记外，汪曾祺的这一组散文都是写抗战期间昆明的生活，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对了解那一时代的昆明，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况且，这哪里是一般的借鉴！
读汪先生的这一组文章，仿佛看一组长时间曝光的照片，那种静气，那种悠长的镜头感，那种仿佛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深深吸纳的镜头欲望，可以说让读的人心跳隆重地放慢，而头发却要竖起来！
比如说，写街上祈雨的小孩：
街上看见小儿祈雨，二十多个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才四五岁，抬着两顶柏枝扎成的亭子轿子之类东西，里面烧香，香烟从密密的柏叶之间袅袅透出，气味极浓……敲小鼓的两个，他们很想敲出一个调子，可是老有参差。看他们的眼睛，他们为此苦恼。一心努力于维持凑合那个节奏，似已忘却一切……当大人一说“求雨去”，这声音熏沐他们，让他们结晶。这使他们快乐，一种难得的不凡的经验，一种享受。而从享受，从忘记一切的沉酣状态正可以引出热忱……这些孩子脸上都有一种怪样的严肃，一种悲剧的严肃，好像正在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些香烟，柏枝，哑哑的锣鼓，这支简单的歌，这穿在纷乱喧闹中的一股为一种“神圣”所聚的力，像大海中一股暗流，这在他们身上产生一种近似疯狂的情绪。
比如，写一个“堂倌”：
这个堂倌，这个堂倌，他是个方脸，下颚很大，像削出来的。他剪平头，头发老是那么不长不短。他老穿着一件白布短衫……他总是那个样子。他像是总穿一件衣裳，衣裳不能改变他什么。他衣裳总是干干净净。——我真希望他能够脏一点。他决不是自己对干干净净有兴趣。简直说，他对世界一切不感兴趣。
“坛子肉，”
“唔。”
“小肚，”
“唔。”
“鸡丝拉皮，花生米辣白菜，……”
“唔。”
“鸡血酸辣汤！”
“唔。”
说什么他都是那么一个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带感情，不做一点装饰的“唔。”这个声音让我激动。我相信我不大忍得住了，我那个鸡血酸辣汤是狂叫出来的。
除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快死的兵，他还写过其他的兵：
这天凤翥街上特别热闹，开来许多兵，他们刚到，尚无约束。在街上走来走去，看看这，看看那，样子蠢头蠢脑。凤翥街有什么可看的？全是小铺子，烟纸店，杂货店，豆腐店，羊肉馆子，羊肉摊子……在荒凉的长途跋涉之后对于这些人的活动会格外感到兴趣，觉得亲切么。然而似乎又不是。他们就是要这么走来走去的走走吧，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上头要让他们干甚么。
也就是几篇不长的散文而已，但那个时代的昆明，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并在回味中永驻了。那种特殊的迟缓，麻木，被赋予了一种史诗的庄严。那种生命的耗费，通过笔力雄健的白描，也成为一种对巨变的侵蚀的抵御。年轻的汪曾祺，正向生活发起自己的冲锋，并且，这冲锋一上来就显示了多么不同寻常的眼界和眼力。一方面固然是传统中国超越之气的白描风格，但用笔又带西洋油画的瑰丽色彩和挣扎于对象中的力度。
正由于其中不动声色地浸润了作者的挣扎、感情、批评，将画面变成读者不可轻易推脱其责任与关系的历史，所以我没有批评，只有深沉的赞美。
1946年汪曾祺在“笔会”发表的这一系列文章，只有《风景》一组（共三篇）收入全集，含糊且错误地注明了一个日期“1947年发表于文汇报笔会”，其余写孩子的三篇，写兵的三篇，包括那一组日记，均散失未收。问到熟悉他的朋友，答：“汪先生极马虎，后来他找不到，他也不找，是不是还有啊？”这次“笔会”出60年珍藏版《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收录了《街上的孩子》一组，算是一个弥补，也是一个纪念。
五十年后的1997年，黄裳在“笔会”发表六千多字的《故人书简》，怀念这位已故的年少朋友，文中披检了七八封书信，大多写于那一年上海分别后，如黄裳所说：“信写得自如，丰满，情趣盎然。五十年后重读，就和促膝谈笑一样。”是的，26岁的汪曾祺，用旺盛的创造力和敏锐的感知，在给友人的信中，营造出了一种令人欲醉的氛围。
也是差不多五十年后的1993年，韩石山在“笔会”有杂文《风格与年龄》发表，敬劝年轻人不要模仿孙犁、汪曾祺等老作家的文章，不要说有没有那份气质与教养，“单说年龄，就太不合算”。也就是把汪曾祺理所当然当作老人境界的代表了。是啊，大家忽略了汪曾祺也曾年轻过，要学也应该学26岁的汪曾祺啊。那种静穆与血性的密密交织。
年轻时的汪曾祺呵，这个后来冲淡的老人在年轻时的日记中写道：“精美的食物本身就是欲望。浓厚的酒，深沉的颜色，我要用重重的杯子喝。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沉醉极其自然。”（《花·果子·旅行》，1946年7月12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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