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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掉书袋”，其实就是摆弄，古人的书大概因为是竹简携带不便吧，就装在书袋子里，提溜个装书的袋子四下晃悠，干吗呢？无非是旁征博引，以示渊博。“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掉书袋”——此词大约出于宋代，当时有人把用典分为九类，其中就有“掉书袋”。明代的话本里也有“这官儿倒会掉文”、“读书人掉书语”等说法。
明代有高琦在《文章一贯法》里有做文章14法，其中干脆把“掉书袋”叫做“点鬼簿”——排列古人的名单。清代有一出名剧叫《临川梦》，剧中的一段词更损，说“掉书袋”就是将“许多穷老名士养在家中，寻章摘句，分门别类，凑成各样的新书，吓得有班鼠目寸光的时文朋友，拜倒辕门，盲目瞎赞”。
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张岱在他著的《陶庵梦忆》中记载道，有一次他到一个读书人家去做客，天黑时，他要告辞回家，主人挽留他道：“请宽心再坐会儿，等看了‘少焉’再走吧！”张岱不明白‘少焉’是什么意思，便请主人解释。主人说：“我们这儿有位官宦先生喜欢掉书袋，因为苏东坡的《赤辟赋》里面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的句子，于是就把月亮叫做‘少焉’。刚才我讲的‘少焉’，就是指月亮。”
虽说“掉书袋”一直为人所诟病，但它偏偏能扎根文坛千年而不朽。科举时代“我注六经”的八股文甚至成为一种官方行为。仅仅是是蒙点儿虚名、冒点酸水倒也罢了，更可笑的是，还有靠“掉书袋”谋官图权的。《资治通鉴》载，有一卖饼的无赖叫侯思止，因告密被擢为将军，但他还嫌官小，求武则天将自己升为御史。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他立马掉一“书袋”：“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异兽，在见人争执时总是用角顶坏人。女皇一高兴便封了他个御史。
应当说，大凡读书人都明白“掉书袋”不过是“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可为什么老有人热衷于这等雕虫小技呢？墨西哥诗人雷耶斯回答得很精辟：“一些人主动接受权威，以求减轻自己的负担，接受权威最终成了主要解决方式。”当你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在思维和写作领域艰辛地开拓跋涉时，靠批发他人的文字，经营“杂货店”是最省力省事省心的事儿。
现在的知识学问，大部分是通过书籍来传播的，如茨威格说的：“所谓文化，没有书籍也就无从存在了。”较之远古的竹简龟板，我们真可算是在书海里遨游了。如果说从前“掉书袋”还要四下去找去抄的话，那在文化高度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畅达的今天，每个人则都是被“书袋”包围着。有人不是说过吗？“家事不决找妻子，网事不决找百度。”这让人想起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叙述的冒险时代已经过去，冒险的叙述即将开始。”确实，当一种又一种的形式，一批又一批的典故，一个又一个的词汇，都已被前人甚至今人使用过时，你每每提笔，不都是在“冒险的叙述”吗？冒拾人牙慧之险，冒老路旧辙之险……当然，也在冒“掉书袋”之险。
“但肯寻诗就是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诗”。其实，许多大师都是“熔百家而了无痕”的用典借词高手。“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为我们留下了高山仰止的文学瑰宝。
对“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周作人往往是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通篇摘抄引用古书，但加上自己的开头结尾，以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连缀点染，使之极萧廖闲远之致，可谓一种创造。他说：“模仿是奴隶，影响却是可以的。”
天下可写的东西实在很多，何必只走“掉书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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