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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afans.com 新茶资中文网 来源:敏思博客 作者:徐铁伦 |
2006年12月10日 12:22
最近老师让我们学习鲁迅的文章<<风筝>>讲到了周建人,但我更关注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所以从网上找了资料.放在这里.送给喜欢鲁迅的朋友们.
周作人传 钱理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
30年代，各派势力严重对立，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头。周作人对新八股的反对思想自然也正深受新八股之害的左翼青年听不进去的。而鲁迅倒是在私下里和三弟周建人的谈话中，说道：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很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①]但这个看法并没有公开。就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公共场合，也是时有或明或暗的思想交锋。这种交锋也是30年代的时代风尚，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曾一再发表文章“反打架”，认为即使是笔战，也会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②]鲁迅则认为，作为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至于谩骂，诬陷的”，而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③]无论是反对打架的周作人，还是以为打打架不可免的鲁迅，都没有停止过和别人打架，而其彼此打起架来也都是颇为认真起劲。
周氏兄弟也有不打架的时候。在1923年3月大打出手后，其实是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彼此密切合作的。如女师大事件，如《语丝》。文字上的互为声援也是不少的。如1925年年底，女师大师生与章士钊斗争正激烈时候，有人在国家主义派办的《国魂》旬刊上发表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周作人立即发表《国魂学匪观》一文，指出该文作者“假装超然，实在的意思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鲁迅的共鸣，写了《学界三魂》发挥了周作人的思想，指出，动辄指别人为“学匪”，正是摆官腔、打官话，似乎还走着旧的道路。1927年10月，鲁迅还写过一篇《扣丝杂感》，在开头里写道：“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随感录（二八）》正是周作人署名启明所写。在《扣丝杂感》中鲁迅支持了周作人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的事。赞扬了《语丝》“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则其“有时失踪”是不可免的。这对于正在及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支持《语丝》编辑事务的周作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但到了三十年代，这种默契，那种不自觉的配合，却基本上不存在了。尽管曾经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仍然有着惊人的相似。 鲁迅认为周作人“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而周作人则认为鲁迅“几乎丧失理性矣”。周氏兄弟在30年代的主要交锋，还是1934、35年间关于“论语派”的论争。从表面上看，公开与鲁迅论战的是林语堂，但熟悉文坛的都知道，“论语派”的真正灵魂，正是周作人。林语堂与周作人早在《语丝》时期就十分密切；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之不属于胡适集团，而接近“论语派”，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在周作人因《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与现代评论派发生笔战时，林语堂曾连续三次致书周作人表示声援。后来关于《语丝》文体及“费厄泼赖”精神的讨论，更把二人的名字连在一起。30年代林语堂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文学”，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其理论基础也是周作人奠定的。鲁迅对此是十分了然的。因此当他尖锐地批评性灵文学的实质是“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时，他当然明白，这同时也是针对周作人及其文学的，由此产生的沉重感，是可以感觉到的。但鲁迅毕竟避免了公开点名周作人，这其间的一番苦心，也是感人。
鲁迅最后一次公开谈到周作人，是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公正而客观地肯定了周作人对于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当著名的斯诺夫人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问他：“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出的名单中居第一位的便是其弟周作人。只是周作人致死也不知道鲁迅的这一最后评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三弟周建人给周作人信中转达了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关于周作人的一些谈话：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等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XXX之子[④]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总起来说，她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⑤]
后来周建人又回忆说，鲁迅在病危热度很高的时候还在看周作人的著作。周作人在得知这些情况时并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在鲁迅逝世当天，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周作人谈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和他的思想等等。后来周作人又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在这些回忆文章中，第一次透露署名“会稽周作人 ”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几篇书籍都是鲁迅所编撰或著述的。他认为这是表现鲁迅不求闻达的精神：“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并且是“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他对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主义，引起了左翼青年的愤怒。有位年轻人就曾警告他说，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是不会完全懂得的，此事不可办老费神，且留待别些年轻人去做。还有人发表文章，指责周作人“想把鲁迅先生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茶庵里去”。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离开了生活十五年的北京。在《自传》里对离开的理由作了些解释：
因为作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讲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了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之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新旧军阀在南北方制造惨案，周作人的几名学生也死于清党活动活动中。他在《语丝》上发表《偶感》系列文章反对军阀的杀戮行为。10月22日张作霖搜查了北新书局，后又查封了《语丝》，逮捕了北新书局的几名工作人员。一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周作人也暂时躲进日本友人家里。鲁迅虽然早已和作人断绝了往来，但还是对他的安危关心的。在给章廷谦的信透露出这种兄弟的关心之情。
后来《语丝》在北京遭到封禁，改在上海出版，李小峰请鲁迅任编辑。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达到上海，搬进了宝山路东横滨路景云里23号，两人开始了公开一起生活。之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1927年10月教育部改为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聘为首批特约著作员。从1928年初开始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就革命文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先是创造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和成名作家采取了严峻的批判态度，由于批评意见也不够正确并有好事者推波助澜，引起了这次思想论争的混战。后来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织太阳社，同样把鲁迅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站在一盘看着鲁迅和创造社作战的周作人也发表《爆竹》《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二人的观点似乎是不想合的。钱理群在《周作人传》里说：“此时周氏兄弟尽管在政治上的选择已经很不相同，但在坚持清醒的现实主义，反对幼稚的浪漫主义这一点上，却又是惊人的一致。”
在对许广平一事上，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说了不少坏话，周作人也做了不少的攻击。羽太信子曾向朱安私下里谈了些消息，对她表示同情，发一些议论。周作人则在好些文章里作了含沙射影的攻击。如1930年3月18日《中年》（《看云集》）一文说 ：
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过。譬如少年时代的浪漫，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带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吧。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文类编》963-64）
分道扬镳
进入30年代鲁迅就投身于直接的政治斗争中了。2月13日晚上，在汉口路江西路附近的圣公会教堂出席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并与郁达夫/柔石等五十人列名于成立宣言，为发起人。又于3月2日在中华艺术大学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 而大会的主席团就是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三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鲁迅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新月派论战，和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论战，也参加编辑左联的刊物《萌芽》的。而此时周作人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取向，认为鲁迅参加左联是 跟着青年跑，大不以为然，后来写了几篇文章对此进行攻击。如1935年4月的一篇文章《<蛙>的教训》（《苦雨斋随笔》）：
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错明的事。野蛮民族里老人的处分方法有二，一是杀了煮了吃，一是帮同妇稚留守山寨，在壮士出去战征的时候。叫他们去同青年一起跑，结果是气喘吁吁地两条老腿不听命，反迟误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吓唬乡下小孩，总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
当鲁迅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周作人主持创刊了散文周刊《骆驼草》。在创刊号上周作人发表了关于民俗学散文《水里的东西》（《看云集》），是不谈国事的。
而在写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更写到：
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其所说似无计较之必要，又如寄信去给该月刊则更不值得矣。鲁曾说北大学生教他来教书，钱玄刘半因怕夺他们的饭碗，故造谣言说他发疯云云，即此一端可见其思路之纷乱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周作人对鲁迅的敌意。他说的传闻，完全是与事实不符合的，希望鲁迅回去教书的，并不只有“北大学生”。鲁迅在1929年5月19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证明：前天马幼渔来看我，要我往北大教书，当即拒绝。
1933年10月间，鲁迅和施蛰存之间发生一场争论。事因是《庄子》《文选》一事，而偏偏周作人也参和到二人的争论中。周作人是同情施蛰存的。支持施蛰存的。后来因他在《人间世》上发表些诗歌和钱玄同等人唱和，引起左联作家和左倾青年的反感，便有人写文章进行攻击。反击是自然的。鲁迅也写了《小品文的生机》表示了对于林语堂文和周作人诗的评论没有表示异议。在其中也可以看到鲁迅帮助周作人讲公道话是不领情的，反而认为鲁迅认为他活该受到攻击。敌意也很自然的。后来才表示了自己的诗文受到挨骂正是自然。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
周作人在1935年里，有好些文章都是含沙鲁迅的。
鲁迅是不计较得失的，但是还是不能长久相处，两人之间的还是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缝。其弟周建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中说：“”鲁迅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
[①] 周建人：《致周作人书》，1936年12月25日，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条约出版，第82页。
[②] 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第176页。
[③] 鲁迅：《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全集》第5卷，第247页。
[④] XXX之子即李大钊之子李葆华。
[⑤] 原信载《鲁迅研究》第12期，第82—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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