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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离开湘西到北京的沈从文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20世纪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沈从文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许许多多的人们希望对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详情有所了解。新一期的中华读书报对此进行了披露。
郭沫若文章令沈从文自杀
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事实上，郭沫若冯乃超讨伐沈从文，只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前此后，对沈从文的类似批评屡见于报章。论者多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理解他的作品，如韩侍珩《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37)等，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沈从文还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被左翼批评家批评过；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他们的种种非议。1949年后，新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4)，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这3部学科奠基之作中，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叨陪”其中。论者发展了左翼批评家的主流观点，并将其系统化。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沈从文作为一个“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现代作家，终于从“纯洁的”的文学史上消失了。
鲁迅说他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
沈从文一生著述浩繁，刚刚出版的《沈从文全集》32卷，1000多万字。20世纪中国产生这样一位作家，是一个奇迹，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谩骂抹黑以及漠视能够抹杀的。
对沈从文文学地位的正面评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批评同时出现。鲁迅早期虽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沈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时，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沈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另二位文坛巨匠周作人、老舍在1934年回答期刊提问，他们最喜爱的书是什么时，都提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这些关于沈从文正面的议论和态度，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苏雪林在《沈从文论》(1934)一文中，更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1935)中力图提炼沈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征，他对《边城》和《八骏图》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给人清新的感觉。但总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正面评价是零散的，感性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拨乱反正伊始，沈从文在经历了长期尘封土埋之后，重新受到重视。这个时期对沈从文的评价明显带有论争性：被激情鼓动着的新锐研究者，要求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保守者从维护传统出发，拒绝接纳沈从文这样的“异端”。两种倾向的冲突酿成多起事件，如1980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1983年，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都引发了讨论。争论的结果，对沈从文的认识逐渐回到常识和理性的层面。随着沈从文声望鹊起，素称谨严，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著述，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也把沈从文吸纳进来，在“五四文学传统”中给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沈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80年代，又一批海外学者如聂华苓、金介甫等，对沈从文进行了更深入、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随着他们的著述在内地传播，他们对沈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历史的考证和研究，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给内地学者以极大启发。此外，日本的沈从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搜集、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卓有成效。80年代中期以降，大陆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湘西区域文化的复杂联系；沈从文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沈从文思想、人物、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沈从文后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创作心理研究等等。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90年代后期沈从文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
后人将他的“座次”与鲁迅并排
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又赶上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遴选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王德威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这些产生于20世纪末的排名，有的针对作家沈从文，有的针对小说家沈从文，有的针对沈从文的个别小说，虽然范围大小不一，却都在二三名之间。在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些作家或被读者遗忘，或被史家遗弃，而沈从文却跻身于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目睹这种变化，不禁令人感慨唏嘘。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果然，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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