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洞经音乐的文化资源的开发，最初是由云南巍山县洞经乐团1988年8月首次赴京展演而正式拉开帷幕的。随后更由于丽江洞经乐团1995年9月和1998年5月相继到英国同挪威的展演，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巨大的成功。英国的《泰唔士报》等几家报刊发表评论，许多电视台争相录音录像，从而使联合国所属的教科文组织也正式将中国的洞经音乐列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洞经音乐”是个珍贵而独特的古典乐种。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得名，并与文昌崇拜密切相关。它有中国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音乐和人才的丰厚积淀与背景为基础，还有充分而适当的生成条件为依据。

    “洞经音乐”是个珍贵而独特的古典乐种。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得名，并与文昌崇拜密切相关。它有中国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音乐和人才的丰厚积淀与背景为基础，还有充分而适当的生成条件为依据。

    教坊演奏玉虚声

    从历史的视角而言，中国自周秦至唐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尤其是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更把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了中举做官、修身治国的轨道。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皆把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晋升良机。因而成了文昌崇拜产生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

    唐宋皇帝竭力扶持道教，更使道教文化急剧发展。斯时，道教神灵已经大批产生，宫观殿阁遍布全国。著名道师层出不穷，道教经典如潮涌现。《白云观重修道藏记》称：“唐天宝间篡辑成藏，统曰三洞”，“统计183万44卷，天下颁行。”道藏中收集的《上清大洞真经》便为洞经音乐组织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音乐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唐宋音乐更加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宫庭宴乐，祭祀音乐，民间音乐十分兴旺。武后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玄宗不但令道士，大臣进献道曲，还亲自在宫庭内设道场教道士“步虚声韵”。步虚声韵即是道教特有的科仪音乐，它是道士朝真礼斗，赞咏上帝，行道啸唱的玉洞乐章。“步虚声”包括乐曲与唱词两个部份。乐曲颂扬虚空神灵仙境缥渺之美，唱词歌咏众仙万圣玄妙之德。约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已产生。”

    洞经音乐在云南等地流传较广

    著名道士寇谦之早在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写出《老君音诵诫经》，制定了乐章诵戒新法。”作为道士用音乐伴奏诵经的科仪。当时所用的“八胤乐”即为後世之“步虚声”奠定了基础。成书于五世纪的《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收有《洞玄步虚吟》十首，即是道士最早在科仪中使用的步词。“其体或五言、或七言、八句、十句不等。隋炀帝、唐玄宗、宋太宗、宋徽宗皆好之。”此时已有《玉音法事》之书辑录了唐宋道曲五十首。明代永乐年间则将若干道曲编成《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元代以後，随著道教分为全真和正一两大流派後，道教音乐也分为“全真正韵”和“正一科韵”。成为道士早、午、晚三朝诵经以及做各种法事使用的音乐。特别是《玉皇经》于唐宋之际出现之後，道士即将谈演此经的道乐称为“钧天妙乐”。所有这些，都为洞音乐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落魄帝子梦张神

    洞经音乐的产生也依赖以下的条件：第一，道教天师派及其后裔上清派的出现。天师道曾沿著“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四川青城山即是早期天师道的圣地。唐代更有著名道士杜光庭在此宏道，宗风浩荡，劲吹云南。滇西道众争相以杜为师。第二，文昌帝君的形成。据学者们研究，“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雷神、星神、树神、蛇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最初文昌神是星神，唐天宝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奔蜀避难，在梓潼县七曲山夜梦张神，将其封为“左丞相”。

    事隔百余年，黄巢起义，唐僖宗又逃到梓潼避难。为求神灵保佑，又将张神封为“济顺王”，还解下佩剑相赠。宋朝时张神又屡受封号，光宗、理宗先後追赠”圣烈王”、”忠仁王”。道士抓住机遇，便以绍熙六年(1196年)以降乩方式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神封为“文昌帝君”。道士杜南强亦以同样手法编造《清河内传》，将梓潼神张育说成是多次转世的张亚子。民间则将二人视为一人。元朝皇帝看到汉民信道的事实，为控制汉民，便于延佑三年(1317年)正式将张亚子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遣使献祭。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的大神，受到广泛崇拜。

    文昌行宫钧天乐

    《文昌大洞仙经》也洞经音乐产生的一个条件。所谓“大洞经”者，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大洞经”系指道藏中上清众经的总称。道藏有三大类。上清经便归在洞真部里。其中有部《上清大洞真经》，狭义之“大洞经”系指《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代的卫琪本。

    文昌庙会的出现是催生洞经音乐产生的关键。文昌庙会迟至南宋在四川形成，地点都在道观，掌坛之者当系道士高功，唱诵之乐皆为道乐。这在刘安胜本之中已明确记载，书中多次提到了”檀炽钧音”。所谓”檀炽钧音”，即是羽士淡演《皇经》所用的韵律优美古朴典雅的道教音乐。元人卫琪书中更有”文昌胜会”一目称：”文昌会上有通悟禅师、波沦禅师，蜀中诸禅师皆观音菩萨化身，并与嗣禄道场，号曰心珠会，仍以帝君为主。

    云南大理白族的洞经音乐会

    每观各师生辰，诸山释子大作胜会，广化香火，庆赞称贺，官员士庶，钦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科仪，多禅道混融互用。”足见当时文昌胜会已在四川广为流行。此时的“檀炽钧音”仍以歌咏“帝君”为主，而且卫琪书中尚有“苍胡颉宝檀炽钧音之图”，画著笛、箫、锣、鼓、钟、磬、筝、钹与琵琶等二十多件乐器。明清时梓潼有很多文昌庙，每个庙里都有洞经音乐，当地称作“大棚音乐”，做会时热闹非凡，民国年间全县尚有一百多支洞经乐队。文昌行宫始建于乾隆四十四年，每年农历正月十二至十八日都要举行文昌出巡大典。届时，用迎神大轿将“文昌帝君”(木刻神像)从大庙中接来，全城官民尽皆夹道迎接。“文昌帝君”在数百名仪仗的呼拥之下进入城内。随行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之前皆有乐队奏乐。役夫鸣锣开道，全套鸾驾跟随。各家各户皆焚香化符。帝君圣驾进入行宫以後，接连数日，每天早、午、晚三场都要在宫前广场演奏洞经音乐。还有川戏，杂耍和龙灯狮子表演。满城欢庆，鼓乐喧天。此时又值元霄灯节，全城张灯结彩，万家灯火，彻夜通明。

    梓潼的文昌庙会此习延至民国年间，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后，近两年又恢复了这项活动。梓潼的文昌胜会的谈经活动声势十分浩大、场面也非常壮观，礼仪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