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河南的十几个村庄，从原阳到武陟。有一段时间，原阳的大米出了问题，外面的人提到原阳都摇头。原阳的人们照样活得好，没事儿一样，只有一个人对我说：那事，是山东人干的，赖到俺原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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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武陟都临近黄河，沿岸的村庄，比我想象的密集多了，几乎村村相连。但是，走近了看，村庄并没有多喧闹，许多的下午它们就在麦田的包围中凝静着。那些最容易制造喧闹的人物们早都跑到北京、郑州、西安、安徽之类的城市里去赚钱了。
春天开出淡粉色花朵的大桐树下面，不再年轻的女人们靠着中原特有的砖门楼，眼光完全涣散的，手里并没有拿着鞋底麻绳锥子之类，现在守在家乡的妇人们经常两手空空坠着。连乡村小镇里都能买到简单的日用品食品，致使很多传统的手艺快速丢失。她们的手心里不是鞋底麻绳，有时候只是一把落花生，一片蒲叶扇子。
孩子们在极细腻的黄泥里追逐。五个男孩突然冲到照相机镜头前面，五个完全赤裸的动物，皮肉都不见，只有一身尘土。都呲着牙笑，挤着想被“装进”照相机。其中一个一窜就上了汽车前厢盖，连一眨眼的时间都没停留，马上翻滚着下来，尖声号叫：中原的太阳把那片铁皮晒得比锅底还烫。
我问了这一群孩子，五岁，七岁，八岁的都有，都没有去读书。
看他们的样子，没读书也不算什么难过的事情，并不是哭着嚎着要读书的。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他们的活着显得无拘无束，见到陌生人一刻都不能安静，故意凑到人前嬉闹耸动，想引起注意，像从泥水里刚钻出来的顽皮鳗鱼。
在武陟进了一个不大的村庄，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抱着芝麻秆的老太太，她从地里收了芝麻秆刚回来，挺着高的秸秆，小脚得得得走，芝麻秆足有两米高。我是第一次见芝麻秆，真像民歌里唱的芝麻开花节节高。随着小脚的老太太经过一个个院子，院当心都堆放着黄金的玉米粒。看来田里丰收了。
所谓的厚重悠长的中原，就是一条暗黄的流水、两岸密麻麻的村子和日渐变黄的庄稼。
武陟的县城，新开出来的宽阔马路边没什么车，到处是晾晒中的粮食，晒粮人的孩子们争抢一只竹飞机：上世纪60年代见过那东西，还以为早绝迹了，那是人世间最原始简单的玩具，一根竹杆顶端两个薄竹片，两只手用力搓竹杆，竹片借着手力飞翔上天。孩子们追竹飞机跑进了刚摊开的麦子，被忽然跳出来的妇人恶声咒骂。
只有妇孺的黄昏静得空空的，适合于发呆。但是，慢慢地，一个和我熟起来的女人给我讲了她们村上的蹊跷事情：某某媳妇挨打了，谁家的姑娘退了婚，有一个姓王的年轻媳妇被男人折磨死，草草埋了，传说是被棍棒打死的，娘家人想来讨说法，又怕男人家的势力，就忍了。我说，可以告啊。回答说，告得赢吗?
许多的事情都在看来的平静以下，在似乎什么也没有之中。
三个水族妇女
2004秋天的一个中午，在贵州东南部的小县城边缘，我们两个人停车找一家路边小食店，准备吃午饭。一个人去灶上看菜，我坐在临街的长条板凳上望尘土飞扬的大街。刚散了集市，拖拉机和行人很多，向着山路。
一个穿少数民族长衫的女人过来，30多岁，很清秀。她停在路边喝水。小食店门口，摆放了一只大铁壶，长壶嘴上挂着搪瓷水碗，大概是专为过路人口渴准备的。喝过水，她很小心地凑过来，和我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问她来镇上做什么，她好像听不懂，只是笑，后来打开始终夹着的一块蓝布，展开，里面裹着几把韭菜。我猜想她是趁着集市来卖韭菜的，问她多少钱？她听懂了，告诉我一毛钱一把。山区的集市到中午就散，很多人要赶半天山路才能回家。很快，远处来了她的两个同伴，都穿同一款式的灰青色长衫，挑着空担子，三个女人大声讲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菜摆上桌子，我过去吃饭。没想到，几分钟后，她们默默凑过来，从背后把我们两个人团团围住，很明显是在观看议论我们。小店的女老板懂得她们的话，主动过来做翻译：她们很惊奇，为什么只有两个人，却要了四碟菜，有了四碟菜，为什么这个男人他不喝酒？看她们有点儿吃惊的眼神，好像发现了大问题，很值得困惑。
被人围着吃饭很不自在，但是她们毫无感觉，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交谈。问她们家住哪里，她们唧唧喳喳争着说话，向四周的山里指着两个方向。据小食店老板说，她们是水族，水族都穿那种过膝的素色长衫。三个人来回都要翻两道山。没有班车，最早回到家的一个也要走四个小时山路。
我问：她们的男人在家里做什么。有一个出外做工，有两个在山里打鸟。贵州山区少数民族的风俗，女人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者，男人只是喝酒打鸟游玩。可惜，我们已经开始吃饭了，不能把她们没卖掉的蔬菜买下来。
三个水族女人，一直站在后面，观看我们吃完这顿没有肉的很平常的午餐。我把随身带的消化饼留给她们，她们好奇极了，来回翻看着饼干的包装。
我们冲过尘土滚滚的土路，去发动了车的时候，她们忽然抬头，看着这两个外来人居然能弄走一辆汽车，三个人的表情，真的叫目瞪口呆。我觉得我们成了天外来客。车上了路，还能在一片灰蒙蒙中，看见她们手里的闪光的红颜色包装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