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日本京都，回到以前住过的寮。虽然很破旧，但高树藤蔓，攀缘窗户，光线黯淡，小木屋笼罩在一片雨绿中。朝它走去的时候，心里很激动，有一种怕谁认出我的胆怯。
管寮的老冯说：“二楼你住过的房间空着，如果喜欢，可以搬进去。”
寮里空荡荡的，已没有什么人住，整天看不到人，找不到人说话。买了两百元烧煤气的铜筹子，但很快发觉很少有人再这么烧饭了；楼下的电话铃整天不响，人人都有手机，没有人在此打电话了。原来的寮友早已不知去向。
突然，门前有了响动，门帘儿一挑，是一位女孩子，就住在我的对门；颀长的身材，清新的脸，空姐似的甜甜的眼睛，红红的衣服，露一露脸又缩回去了。
管寮的老冯说：“她也是你们上海人，你们是同乡哩！”
我们都希望对方来敲门，进门坐坐，谈谈话；但又怕对方来敲门。她门的左侧堆放着废弃的木架，上面满是旧报纸、各种书籍广告印刷品和吃剩的空罐头盒；门上是一幅富士山和樱花的大照片，前面挂着门帘。右侧放着碗橱，里面放着锅碗瓢盆，但这些东西不是她的，是她前辈的前辈留下的。
新寮友家住上海龙华，是来京都学医的，我们能认识很高兴。但就在认识的第三天，我们的关系突然变得微妙起来。更熟悉，也更疏远；内心很接近，但表面很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我从未经历的感情。
寮的厕所，只分楼面，不分男女，五层的寮，每层只有一个厕所，男女共用。那天，我在上厕所，关门，但门上竟然没有插销，关不死；关不死，也关起来了，就用吧。没想到，我用到一半，我的上海小同乡一推门，就进来了。她进来后，竟然没有发现我，等我叫起来，她立即红着脸退出去。虽然只是瞬间，整个过程，亦短如雁翼掠过，从进门到出门只有三秒钟，但这三秒钟让我们很不自在。
原谅地想，也许在我之前，二楼住的三人全是女性，她们习惯了，以为厕所全是她们的，现在我突然住进二楼，三个女性中夹了一个男性，她们没有反应过来，缺少思想准备，也是一个原因。
此后，我们见面很难为情，但对这件事，都避而不谈，好像没看见，或者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由此断定，寮的厕所，其实是演绎过许多类似故事的，只是当事人不说，其他人永远不知道。
我们的尴尬，你可以想象：正面门对门，隔着窄窄的走道，直线距离只有两公尺；有时她开门，我也开门，两人直直地打了个照面的时候，她会朝我浅浅一笑，很敏捷地缩回头，把门轻轻掩上，等上三五分钟，再从门缝朝外窥一窥，看我这边没有动静了，再开门出来。仿佛我们都是啮齿类的动物，各自住在黑暗的洞穴里，怕见对方，也怕暴露自己，只有黄昏或晚上溜出来活动一下。
与她做了三个多月的邻居，只说了三句话。余下的时间，都是空白磁带，没有一点录音。惟有双方在寂静走廊上的脚步声，是关着门的对方在寂寞无聊中的安慰。由于她又读书又打工，与我作息时间不一样，我们急匆匆的脚步，经常踩在对方梦的边缘。
有时，不知道她在家不在家，但我只要高声唱歌，以解郁闷，当我唱完停下来，听见她也在房间里轻轻唱另外一支歌或同一支歌，我就知道，她也在寮里没有外出。
一天晚上，平静的走廊里突然脚步杂沓，只听她开门关门的声音，搬东西的声音，与一个男人商量的声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又关心，又不好问，隔着门缝也没看清。
睡得很晚，凌晨三点又醒了。小蜡烛灯开着，思绪翻腾在橘黄色的灯光下，不寐，起身，很有感触地为远方的朋友写了两封伊妹儿。已经六点了，整理旧稿。烧粥，小粥沸然有声。
早晨起来，开门一看，只见门上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曹老师：我走了。现在已经是深夜，想和你告别怕打搅你。就这样不辞而别吧。
“我们都是上海人，但我很遗憾，也对不起你。不过，我很注意你在走廊里的脚步声，你在厨房里留下的歌声很优美，我喜欢听；我们能在上海见面吗？”
“我走了，你要住下去，一点生活用品，就留给你吧。”
门前放着一只大纸袋。翻开一看，她的小镜子、用不完的洗衣粉，还有她吃剩的碗，用不完的酱油、味精、盐，和炒菜、煎蛋的铁锅，统统送给我。
三个月的邻居，新结的寮友就这样解除了关系。
昨晚还在的，今晨已经音讯全无，踪迹全无。问管寮的老冯，她搬到哪里去了？
老冯说：“我问她，她没有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通报过姓名，她记住我叫“曹老师”；我记住她叫“卓佳”，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的，为了怕记错，就记住了“作家”的同音，但从此没有再叫的机会。
过了几个月，我也回国了。
我觉得有点虚无，有点感伤，何时与你再相见呢？
这座爬满青藤的寮？四周拥围的树木？小屋、纸窗、窗外黄熟的枇杷？还会再用吗，烧煤气十円一枚的铜筹码？闲置在一角的公用电话？还有，那相识，旋即相忘的寮友？
我们的关系，是萍与水的关系；是小客栈檐下风与风灯的关系；是路边小石头和它身边小草的关系，那么偶然，那么卑微，无所谓地来了，无所谓地走了；无所谓地认识，无所谓地忘却。
我是打起铺盖卷的秋蓬，向京都──这片我立足过的土地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