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坐落在鲁西南的一个贫穷而又交通不便的小镇 --聊城。那里不通火车，公路也很狭窄。小时候，母亲常常带着我千里迢迢地去探望外公婆。虽然回故乡之路每次都是充满艰辛的旅途，但是故乡的诱惑却是使我义无反顾。

    聊城面积不大，却颇具诗情画意。表砖砌成的古楼像一首隽永的史诗，虽然已被岁月的飞刀侵蚀的斑驳陆离，却依然威武耸立，俨若一耄耋老者向世人倾诉着远古的从前；清辙而秀丽的环城湖，四周是清翠欲滴．婀娜飘逸的杨柳，湖心那成片成片的、亭亭玉立的荷花更是个个争奇斗艳，映红了满湖碧水。童年的我时常陪着外公外婆到湖边晨练，那温馨、爽朗的感觉如一首田原牧歌，清沌而古朴，至今仍索绠绕心扉。

    外公是一个穷教书匠，１９岁时参加抗日，半生戎马。他生活简朴，清廉自洁，口碑颇佳。文革时残遭迫害，曾因胃内大出血而生命垂危。当时医生已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可外公硬是挺了过来，像当年挺过日本人的刺刀一样；外婆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主妇，她性格坚强果断，为人爽朗正直。在外公出生入死的年代里，她在老家尽心尽力侍奉着公婆，含辛茹苦地养育着６个子女。１９４０年，日本人为了得到外公的下落，曾把外婆关进了监狱。外婆不屈不挠，用生命保护着外公。我的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在监狱里的，故取名叫狱兰。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二老更是相互关怀，无微不至，几十年如一日。外公曾自豪地对我说：我能活到今天，全是你外婆的功劳。二位老人相濡以沫的恩爱之情是我们做晚辈所敬佩不已的。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情，无数次撩拨着我的思念和渴望。终于，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又踏上了回故乡之路。

    仍然是一路的颠簸辗转，一路的风尘仆仆，在腰酸腿痛、疲惫不堪的时刻，我思肘，小城一定还是老样子吧，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变化的依旧还是外公外婆脸上新增的皱纹和白发吧。然而我错了，仅仅阔别五年，展现在我面前的聊城已令我瞠目结舌，惊喜不已：秀丽的环城湖畔建成了众多的风景点，有典雅古朴的水乡竹寨，有清纯俊美的三潭印月，有栩栩如生的姜太公钓鱼，更有宽敞整洁的湖滨浴场，精巧别致的湖心亭台，她们如粒粒珍珠撒向湖中，令人心旷神奕，流连忘返；湖边才露新绿的杨柳腾空欲飞，湖畔青砖铺成的小路崎岖逶婉；如果说过去的环城湖是一朴素商端庄的村姑，而今她却变成了一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妩媚仙子。过去的她美的自然，美的方，如今的她却美得青春，美的娇艳。苍老、沉寂的古楼也一改旧颜，雕栏玉砌，色彩斑澜，周围一味仿古的酒楼、商场等建筑群统一而协调地构成小城的又一景观。那四周绿得醉人、红得似火的草坪花圃，仿佛一返老还童的百岁老人绽开的笑脸，真是枯木逢春了！

    而小城最本质的变化是因为有了路－－－气贯长虹的大京九铁路刚刚建成，聊城是大京九线上的一个二级枢纽站，是全线的四大编组站之一。济邯高事业速公路横跨京九铁路，正在紧张施工中；城区内一条条宽阔笔直的柏油公路纵横交错，“面的”、轿的“让人目不暇接，商厦、贸易中心等高楼鳞次栉比。我深深地感动于故乡的变化之中。其实，聊城本来就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从７０年代末中国的保尔张海迪，到９０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他们都是从聊城这方小城走向华厦千家万户的。如今，聊城市中心建成的烈士陵园和孔繁森纪念馆交相辉映，威武雄壮， 似一阙浑厚的交响曲，向世人倾诉着精神的永恒。故乡还是盛产棉花、水果和花生的地方，过去因为交通不便而严重阻碍着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如今有了这贯穿南北的大京九、纵横齐鲁的高速公路，故乡人怎不为之鼓舞？！

    外公外婆已是近８０高龄的老人了，精神却依然很好，当他们说到故乡的变化时，清矍的面容显得更加神采奕奕。外婆拉着我的手说：等大京九客运通车后，我和你外公还要支深圳看看呢！我开心地和她拉钩，不许她反悔。舅舅、阿姨、表弟表妹少不了的嘘寒问暖，使我重享这久违的温馨。临别时，当我想留些钱给他们时，外婆坚决不要，老人家笑着对我说：过去家里穷，每到发工资时，你外公发的是一把借条，如今发的是一把钞票，们很知足了。我常常和你外公说要活到１００岁呢，多享几年儿孙福，多过几年好日子咧！我再一次感动于外婆朴实无华的言语中。老人坚毅正直的品格，豁达乐观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做晚辈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吗？

    “ 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可见，路是需要人去走的。路是血脉，人体没有血脉就无法血液循环，经济没有血脉就无法兴旺腾飞，有了路，就会有变化，有希望，有富裕！

    漫漫人生路，又何偿不需要我们用毅力和自信去无愧地走过。

    再见了，故乡！不久的将来，回故乡之路， 将会是一条充满幸福和欢乐的金光大道！ (写于1996)